中共淮安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供稿

（上接2395期）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在全国展开。省、地委会议后，县委分四个步骤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运动。11月、12月，县委分别召开大队书记以上干部和机关、工厂、学校党员干部大会，进行整风反右倾斗争动员。1959年12月13日至1960年1月4日，县委召开二届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大鸣大放、全面揭发、重点批判、广泛辩论，对参会人员进行一次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重点的整风。有31名干部受到重点批判，并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使得在经济工作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中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继续的发展。在省、地委高指标决策的影响下，淮安县委提出1960年实现全县粮食总产9亿斤，力争10亿斤的口号；1960年，县委召开发展养猪生产万人誓师大会，提出“一亩一头猪”、“一人一头猪”的口号；提出“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要求县办工业产值由1959年2300万元增加到3800万元，社办工业产值由1959年800万元增加到1200万元；还制订了具体的高指标计划和措施。1960年3月，地委召开各县（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在4月底以前达到90%以上的农户参加公共食堂，麦收前全面实现食堂化。3月底，县委召开公共食堂现场会，探索开办公共食堂的路子。5月中旬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明确要求在6月20日前各公社生产队都要把食堂办起来。

6、国民经济在调整中恢复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淮安县委积极贯彻“八字”方针，探索经济发展的新途径。11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县委分别在石塘和席桥进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接着，各公社也开展了试点工作。通过试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有“三统一、三适合、两有利”：即生产与分配统一，经营与核算统一，耕畜、农具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管理权的统一；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于群众的觉悟水平，适合于干部的管理水平；有利于调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与发展生产力。1962年1月，全县在面上推广试点工作做法。3月中旬，全县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生产队分别占98.6%和98.9%。

1961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通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县委按照“三就地”和“三统一优”原则，撤销、停办部分企业，将部分企业改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工厂和生产合作社，将农村的农具厂改为铁木生产社。1962年底，全县国营工业企业21家，集体企业78家。

1961年初，压缩教育规模，控制发展。小学本着普及提高的精神，在保持原有公办班级外，有条件的地区适当发展民办事业，全县发展民办班级35个。师范停招、农大停办、财校迁走，中技中专缩减一半，普通中学除完中外初中略有缩减。对在职的中小学教师采取逐层下放、逐层充实、逐层顶替的办法，先后下放不称职的小学教师224人，职员及工勤人员95%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来自农村的农民工62人退回原处。

“大跃进”导致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60年全县定量人口增加到8.7万余人。当年下半年，县委对城镇人口和定量人口进行精简，全县精简定量人口979人。1962年10月底，全县完成压缩定量人口11012人，减少城镇人口5842人。1963年，全县精简全民所有制职工1200人。全县累计动员27000多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1年1月，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明确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属于个人生活资料，永远规个人所有。5月，县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要求社队帮助农民种好自留地，将拾边地分给群众，鼓励社员发展禽畜和家庭副业。

1962年7月，县委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和机关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会议根据农村集体分配口粮逐年减少，广大社员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作出：“适当扩大社员自留地，在现有自留地占耕地总面积6.2%的基础上，扩大到占耕地总面积的10%，使自留地的粮食收成达到平均每人100斤以上”的决定。会议根据部分同志提出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由于讨论意见分歧，淮阴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扩大会上没有明确结论，因此县委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态度。会议以后，不少基层干部仍然根据群众的意愿积极进行包产到户的探索。1963年8月，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淮安基层包产到户的探索工作被迫停止。

会议要求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方针，工业生产要以支农为中心，调整产品、改进技术、为农业服务；县供销系统要开展“五下乡”活动，全力为农业服务。1963年3月，县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队建设工作的意见》，强化生产队“三基本”的管理，即把社员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基本交肥任务与社员的基本口粮结合起来。1963年，县委部署在全县开展“学大寨，赶江南”活动，先后建立以石塘公社为中心的样板作为全县学大寨、赶江南的基地。这一活动，对于促进淮安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7、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12月，根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省委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加强人民公社建设工作的指示》。同月下旬，淮安县委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批判“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县委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放在巩固发展集体经济上，把建设“五好”生产队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集体思想好，执行政策好，团结互助好，经营管理好，增产增收好）。具体分为四步：一、抓巩固集体经济问题；二、贯彻“农业六十条”，解决经营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三、加强和充实生产队的领导骨干；四、修订和落实1963年生产规划。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作出在农村开展“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部署。淮阴地委书记亲自带领工作组在石塘公社试点，县委在席桥公社试点。5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出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政策。通过点、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淮安基本上达到了中央提出的“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敌人”的要求。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发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至此，淮安“四清”运动随之停止。

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区的“五反”运动随之展开。县委根据省委“先搞机关、后搞企事业单位，应当选择几个单位先行一步”的指示精神，成立县直机关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县直各部门按系统成立领导小组。从1963年4月中旬至8月初，共107个单位、3054人，分两批开展运动。9月，“五反”运动向深入发展，由上述单位的一般干部和群众转向单位的中层干部、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1964年6月，“五反”运动结束。

8、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1958年，县委组织部制定《关于1958年至1960年的建党工作初步规划》，要求在全县现有14009名党员的基础上，新发展24900名党员，其中农村发展21416名党员。1963年3月，全县共有党支部553个，其中好的177个、一般的288个、落后的88个。县委决定用半年时间、分三批对落后党支部进行整顿。

1961年12月，县委召开会议部署甄别平反工作。1958年至1961年，全县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共4939人，占干部总数的15.6%。其中，县级机关干部493人，公社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30人，生产大队干部1328人，生产队干部2588人。1962年10月，甄别工作结束。共甄别4833人，其中认定原批判、处分正确的1807人；部分错的1397人；完全错和基本错的1629人。在处理不当人员中，除恢复名誉外，恢复原职和适当安排工作的有1286人。

1962年1月，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加强了对全县党员的教育培训工作，组织部、宣传部编印了《党的基本知识》教材，共两册21讲。训练党员干部6787人。9月，县委批转组织部《关于基层组织工作意见的报告》，对全县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做了统一部署，要求年内把全县党员教育培训一次。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淮安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1964年3月上旬至4月中旬，县委在全县开展“反修防修”教育。四五月份，县委在全县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10月。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县委立即组织县四套班子成员先行学习。随后，县委发出《关于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召开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在学习焦裕禄活动中，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到农村蹲点，参加劳动，体察民情，调查研究，指导生产，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切实改进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七、十年“文革”给淮安的各行各业造成严重破坏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之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开始。淮安县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全县各行各业逐步停顿，社会处于混乱之中。

1、“文化大革命”对淮安的影响

1966年6月2日，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县、公社、大队的领导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积极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6月13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总支书记和各口子负责人会议，贯彻省、地委通知精神。会议以后，批判“三家村”的浪潮，从学校迅速波及到全县各个行业。针对全县开始出现的混乱局面，县委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抓“文化大革命”，一条线抓当前生产。运动的重点放在县直机关和中等学校，对揭发批判的人员进行排队摸底，确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经县委批准可以进行批判。对其他单位的群众运动积极支持和加强领导。6月23日，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6月26日，县委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各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进行具体部署，要求各单位派出工作组进驻重点学校和单位，始终把运动置于县委的领导之下。8月10日，县委五人小组召开已开展运动的14个单位全体干部师生员工大会，传达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月23日，全县工作组全部撤出学校和单位。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号召造反派向党和政府夺权。8月20日，县委召开万人大会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大会以后，大学、大讲、大用“十六条”在全县形成新的高潮。8月底，9所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随后，公社、大队、工厂、小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县共有造反派组织1300多个。8月24日，淮中、淮师的学生点燃全县破“四旧”运动的烈火。29日，全城干部、职工、群众2万多人向县委送喜报、表决心，表示支持淮中、淮师学生的革命行动。一场由学校到机关、由城市到农村，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在全县迅速掀起高潮。全县境内凡是所谓“四旧”的地名、庄名、路名、街名、店名，公社、大队、生产队、学校、单位等名称，迅速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一些旧的物品全部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给予摧毁。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全面夺权”阶段。1月20日，淮安“大炮团”百余人到县广播站宣布接管。随后，全县县直机关单位的科局干部、公社、场（镇）、工厂、企业、学校的党政负责人有50多人被罢官，有的被行政降级，甚至被开除党籍。全面夺权斗争迅速在全县展开。

1967年3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淮安县人武部接管全县党政事务，另设由“军干群”三结合组成的县生产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政工组、秘书组、生产组、财贸组、抗旱防涝组、工交组。4月，全县32个社、场、镇，578个大队，5432个生产队，建立了“三结合”（民兵干部、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生产领导小组，即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造反派组织实现形式上的大联合后，根据上级要求，由部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工代会代表、农代会代表、红代会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等组成淮安县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9日，淮安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4月底，全县32个社、场（镇），除淮城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04个直属公司、工厂、学校，有59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2、“斗、批、改”运动的展开

1967年10月，中央警卫团派出军宣队进驻“六厂二校”进行“斗、批、改”运动试点。1968年8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8月底，范集公社革委会成立农宣队准备进驻学校。9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工宣队进入城区主要学校和县直单位。工宣队、农宣队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掀起了批判地方“走资派”的高潮。全县各行各业到处沉浸在批判声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全县涌现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12000多人，石塘公社李庄大队有70%的农户办起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8年11月，县革命委员会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县革委会组织报告团在全县巡回讲用。此后，全县各行各业、各级组织都召开了不同类型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推向高峰。

1969年3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在城市，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的任务；在农村，则应有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县革委会在城东公社进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试点工作。根据教育要革命的要求，农村39所中学都下放给公社管理，540所公办小学都下放给大队管理。将小学全部实行五年制，初中、高中分别实行两年制，小学戴上初中帽子实行七年制。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工农兵入学的方法。

1968年，县成立“上山下乡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各公社成立“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负责动员逗留在城镇的支边青年，下乡插队、插场人员，支内职工及其他下乡人员尽快返回岗位。8月，县革委会欢送220多名学生下农村。12月，县革委会采取“三为主、一辅助”的方法，安置到农村落户的城镇居民，即：城镇居民自力更生为主，生产队集体帮助为主，贫下中农出力互助为主，国家支持为辅。从1968年12月上旬至1969年2月下旬，动员1551户、5343名城镇居民到28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1974年至1976年，全县动员中学生下乡插队1724人，其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有8人，加入共青团有664人，选进县、社、队领导班子有233人，担任记工员、保管员、农技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819人。接收省、专区、清江市机关干部共245人，南京市下放居民7000人、干部700人、干部家属1400人到农村落户。1968年11月，县革委会在范集建立“五七”干校，从1969年至1973年先后有省、南京市、地区所属县市、外省市和本县共有1640名干部下放到范集“五七”干校劳动。

1968年5月，县革委会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发出《关于加强革命委员会本身建设和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全县共清理“阶级敌人”11066人，其中走资派75人、叛徒1139人、自首分子2241人、特务1540人、其他反革命分子6071人。经专案审查，定性为“阶级敌人”的4771人。

1970年2月，县革委会对全县“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进行动员部署。对好的和比较好的大队由公社按县部署开展运动；对有严重政治经济问题的大队，由县革委会组织工作队进驻开展运动。7月，县革委会发出《关于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加强集市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控制粮油等物资的自由贸易。1971年冬至1972年春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是侧重解决渠北问题，二是侧重解决社直单位和集镇大队的问题。县组织56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渠北，各社、场、镇组织宣传队1120多人进驻社直单位和集镇大队开展运动。1974年10月，全县“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共挖出“阶级敌人”373人。揭露贪污盗窃140多万元，粮食120多万公斤，布证近7万尺，投机倒把79万元。

1970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0年6月，淮阴地委做出部署。1971年3月，县委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并专门成立清查“五·一六”办事机构。清查工作持续了三年之久，未能查出“五·一六”分子。

1971年10月，县委召开1239人的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文件材料。会后，县委抽调1225人分赴基层单位传达学习。《五七一工程纪要》下发后，县委召开14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培训3000多名骨干深入基层，边读边议，逐条批判。1972年8月7日至9月底，全县分三个阶段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1968年3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代行县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基层党的组织开始逐步恢复。1970年10月，经淮阴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有20个公社批准成立新党委。同月，中共淮安县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中共淮安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和副书记。1971年4月，全县所有公社、场、镇完成新党委的建设。年底，县直的机关、学校、工厂和大队党支部重新建立，全县共建立30个基层党委，1个总支，695个支部，15408名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1972年下半年，基层团的组织全部建立，党政和各行各业的机构也逐步恢复。

1972年初，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组织专人审查，分析其犯错误的原因，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适当安排。全县共安排1967人，县管干部185人，一般干部1782人。未恢复组织生活的420名党员，有210名恢复了组织生活，另210名党员正在落实政策。

1973年1月，县委贯彻落实“鞍钢宪法”和全国计划会议精神，下发《工业企业班组核算试行办法》，召开工厂企业班组长以上干部和县、镇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贯彻地区工业会议精神，使淮安工业经济秩序开始步入正常化轨道。

3、开展全面整顿工作

1975年，县委按照地委要求对全县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县委派出工作队1400多人进驻渠北6个学大寨重点公社和所属的79个大队，发现不同程度的存在“软、散、懒”的问题。工作队采用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方法，对这些领导班子进行开门整风。县委利用整风对全县社、队两级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摸底，按照“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和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及“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拔一批有觉悟、有朝气、有经验，思想好、作风正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至1975年底，全县社、队两级新提拔干部600多人（含前几年提拔的）。1975年11月、12月，县委在全县各级领导班子中普遍进行一次以学大寨为主题的开门整风，县委书记江维邦代表县委常委在县委四届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软、小、浮”的检查。

1975年2月中旬，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发出“农业学大寨、赶超宿迁”，“决战1975年，净争一亿粮”的号召。9月，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学大寨的具体措施。会后，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订出了支援农业发展的措施。1975年12月，县委在四届十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七七建成大寨县，誓叫淮安变昔阳”的口号。1977年1月，为全面落实地委“渠北一定要巨变，淮安一定要建成大寨县”的指示精神，县委召开2044人参加的全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县委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发动大家找差距，挖根源，订措施。8月，县委再次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进展情况。1978年2月，县委召开1700人参加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对照大寨县的标准，寻找差距，树立信心，落实指标任务。

1975年，县委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围绕农业办工业，把工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2月，县委在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上，要求工业战线认真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会议以后，工业部门结合“一学、三批、五大讲”（学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讲路线、讲大局、讲团结、讲党性、讲纪律）活动，广泛开展了“农业学大寨，我们怎么办？”的大讨论。年底，全县国营企业31家，实现总产值5394万元；集体企业225家（其中新成立28家）实现总产值4663万元。1977年1月，县委召开全县“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誓师大会。县委要求各企业开好"五个会"（两委会、职工见面会、支部扩大会、理论辅导会、批判会），开展“技术革新”和“增产节约”运动。1977年6月，县委再次召开“工业学大庆”誓师大会，要求年底必须建成38个大庆式企业，3年内工业产值翻一番，五年建成工业县。1978年1月，县委召开全县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制订加快建设工业县的规划和措施。

4、思想政治上的初步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取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从1976年12月至1978年12月，淮安县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用三个战役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行。

1977年6月，县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地委“双打”试点的指示精神，对全县“双打”（镇压反革命、镇压打、砸、抢者）工作进行部署。8月底，完成城郊公社试点，然后组织工作队分三批进行。9月第一批渠北8个公社；11月底第二批县直、淮城、石塘、三堡、运河等单位；1978年1月第三批余下的各社、场、镇。9月，县委抽调工作队员1925人进驻渠北8个公社、161个大队，通过发动群众，搞清楚重点单位、重点人，举办各种类型人员的学习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1978年5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县委把“双打”运动推进为“一批两打三整顿”运动（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双打斗争，整党、整风、整顿经营管理）。县委采用“抓典型，一点带多点，多点带全面，一步带一步，步步深入”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党对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县委先在28个大队开展试点工作，接着各社、场组织400多人工作队员，进驻40个大队、619个生产队进行试点。县委在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男女同工同酬”原则的同时，还重点抓了“三基本”、“一年早知道”、“工种定额、劳动定额、劳作组划分”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至年底，全县5773个生产队，有5300个生产队搞了“三基本”、“一年早知道”；有4950个生产队搞了“五定一奖罚”制度；有1162个生产队对农机具管理实行“管用合一、单机核算、五定一奖”制。

1977年，在地委的统一部署下，地、县、社工作队1760多人进驻淮安县163个大队，开展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通过学习班、读书班、党校和民校，进行“一学，六讲，达到三个明白”。通过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狠批资本主义歪风，解决农业发展方向问题。

1977年上半年，县委按照省、地委的部署，对全县各级党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党整风。第一步，学习与批判，进行思想发动，提高认识；第二步，揭露矛盾，认真查整，由党委（支部）书记作检查，发动群众评议党员；第三步，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制度和做好吐故纳新工作。4月中旬至5月下旬，县委内部进行整风。围绕干劲、团结、作风三个方面进行“四查一看”活动。县委整风以后，全县32个社、场、镇党委，县部、委、办、局601个支部，普遍进行一次整风。先后调整充实了15个社、场党委及104个党支部领导班子，选拔了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优秀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各级领导班子，解决了一些社、对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

1977年8月，县委召开全县文教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三年内实现“一扫除、二发展、三普及、四提高”的目标。至年底，参加县函授学习的教师50人，参加公社业余进修的约6000人。全县小学增加了265个班，学生增加15888人；初中增加145个班，学生增加8691人；高中增加27个班，学生增加1461人。当年全县有数百名学生考上各类大专院校。

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处理的党员、干部、教师等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原则和中央“就地安排、城乡结合、多方渠道、统筹解决”的方针，全县1977年已安排下放人员占下放人员总数的90.6%，1978年下放人员安排工作全部结束。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理论，给正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带来消极的影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立即在全社会引发巨大反响，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