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祥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众所周知，1949年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一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1日，南京市委成立；5月10日，南京人民政府成立，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南京也改由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其间，在周恩来的电文指示下，南京市委妥善处理的两件大事，引起了中外关注。

一是司徒雷登欲去北平和返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试探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态度。一方面，美国政府要求驻华机构人员不要做出外交上承认中共政权的任何表示；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政权给美国驻华人员以外交待遇。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共的敌视政策。

二是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252人。“紫石英号”军舰也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泊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3艘英舰逃走。随后，英国当局曾由其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经过“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对“紫石英号”放行。谈判进行之际，“紫石英号”军舰于7月30日夜，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借以逃跑。当人民解放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竟开炮射击，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江陵解放号”客轮亦被解放军炮火误击。

为了处理好司徒雷登想去北平和返美及“紫石英号”事件，从1949年6月5日至8月8日，周恩来曾13次起草电文，指示南京市委如何处理这两件事。其中，有关司徒雷登欲去北平和返美的电报7份，有关“紫石英号”的电报6份。仔细阅读完13份电文后，我发现有12份电文在称谓上，是把南京市委放在华东局前面。这既表明南京解放后的地位特殊、市委工作的政治性强，也体现了周恩来在处理司徒雷登欲去北平和返美及“紫石英号”事件上涉外关系的高超智慧，对于新时代的我们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有着四点重要启示：

一是坚持国家主权独立的原则。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对外没有主权，人民长期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作为这段历史见证者的周恩来，与许多仁人志士一样，饱经战火的蹂躏，深知一个国家主权独立的重要性。如1949年7月9日，周恩来在指示南京市委处理“紫石英号”的一段电文中写道：“我们的态度应坚守不接受我方条件即不许开走的原则。如偷走，定予阻击，并准备沿江的炮火，防止英舰来接。我方条件即英方须承认‘紫石英’及其他三舰未得我军许可侵入中国内河及战区之基本错误，并同意经过双方指定代表继续谈判解决有关英方道歉赔偿问题，我方可同意英舰‘紫石英’先行驶离我国领水。”这一电文，充分彰显了周恩来坚持主权独立的立场。

二是坚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既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体现了周恩来的“革命性”本质。1949年7月19日，周恩来在指示南京市委处理司徒雷登返美的一段电文中写道：“目前只能免除大使公使而不免除全部外交人员，只免除检查随身行李而不免除全部检查，以免助长帝国主义者气焰，并给他们以不能不接受的困难。如他们再不接受，宁可僵一个时候再说。”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为维护民族尊严，敢于同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为和强权政治作斗争的坚定立场。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是周恩来做一切工作的方向指针、方法指南。1949年7月2日，周恩来在指示南京市委关于司徒雷登返回美国的一段电文中指出：“试飞地点为南京市西南郊旷野上空，试飞区域长宽十英里，高度50呎上下，试飞时间为一小时半。试飞时，为免使市民惊扰，拟在报上登一消息。”由此可见，周恩来已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综观13份电文，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周恩来在处理涉外关系上，他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而坚定。如1949年7月14日，周恩来在指示南京市委处理“紫石英号”事件的一段电文中写道：“如果克仁斯及布朗特有低头认错的某些征候时，我们可予以欢迎和诱导……以便签定认错及继续谈判由英方道歉赔偿的协定。如果克仁斯仍无认错的可能表示，则我方便应坚持原来主张，不作任何妥协。”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立场上的坚定性和处事方法的灵活性。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妥善应对台湾局势变化，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