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南

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大门右侧是周恩来总理题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左侧是“抚顺战犯监狱”。

在国共决战的三大战役之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陆军中将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随后，他率领第十二兵团兵败双堆集，于1948年12月15日成了共产党人的俘虏。

自此，黄维有了另一个身份——战犯，直到1975年被特赦，他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了27年。

黄维的改造生涯可谓坎坷而漫长……

在功德林，黄维病倒了

1952年的春天，当黄维病危被抬进职工医院时，他觉得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不相信共产党能治好他的病，一度拒绝治疗，想一死了之。

经医院确诊，黄维原本患有重度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肋膜炎、颈部淋巴结核、附睾丸结核，这次由于腹膜炎急剧恶化，出现了浮肿腹水，病情危急，需要马上注射链霉素，强心剂，葡萄糖和进行手术。黄维的病情惊动了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使用国家仅有的一些外汇，不惜高价，购买进口特效药，由北京医院抽调专家组成了医疗队，挽救黄维的生命。

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职工医院中，辟出几间病房，治疗战犯病人专用是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我的父亲黄维在特赦后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

当时给我治病，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不能生产，都得靠苏联进口，可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而英、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却对中国大陆封锁。于是我治病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病治疗得很及时，很不错。

事实上，在国民党战犯中，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和我一样，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在这四年当中，我的病情有过几次变化和反复，好几次都是差不多就要完了，又被抢救过来。有好几次，病情已经稳定，回到战犯管理所休养治疗。可是病情一反复，马上又被送回复兴医院（原功德林职工医院）。我这两条腿在病重的时候，肿的油光发亮，皮肤裂开并流水，腹部水肿也很厉害，一般的腹水是可以用导管来放水的，可我患的是结核病，用导管排水会使结核扩散，只能靠药物来排除。有一次，我病情恶化，又被送进复兴医院，打青链霉素，每隔四个钟头打一针。这样我一共打了有300多针。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这样想，共产党对于我这样的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我很自然的联想到，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战犯宣布的宽大政策、改造政策，看来还是真诚的，是可以相信的。我本是共产党人的敌人，是个罪该万死的人，共产党不但不杀我，还千方百计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我能不感动吗？

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对这批战争罪犯“要做到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的指示，国家在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拿出366万元，新建了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舞台。管理所突出“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实行彰显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一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二是保障生活条件，物资供给相当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三是保障身体健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当我们受到疾病与死亡威胁时，管教们待之如亲人”，这是战犯嘴边常说的一句话。据资料记载：战犯患肺结核的123名，至1953年全部治愈。

周恩来总理还亲笔点定战犯吃细粮，每日三餐，区别将官、校官(佐)、尉官，分小、中、大三个灶别。战犯们每日三餐细粮。黄维系国民党中将，则每天有牛奶鸡蛋特供增加营养。

最后一批特赦的第一名

1975年3月18日，抚顺高尔山上的积雪刚刚融化，高墙内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周总理认为关押的战犯都已经过了20余年的改造，基本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把他们统统释放，一律特赦。

由于东方红发动机实验的失败，黄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过分的苦思极虑，黄维的缺血性心脏病复发。恰在这时，中央准备全部特赦战犯的消息传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经研究决定，送黄维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高干病房，由专职医生和护士进行监护治疗。为此，管理所请示公安部，此事还传到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给予批示，可以将特赦的决定先透露给黄维，但要严守机密，只能让黄维一个人知道，这样能有利于他配合治疗，加快治愈进程。

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失去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3月21日晨曦中，从沈阳开往北京的12次特快列车徐徐地停靠在北京站的站台上，黄维一行走下列车，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就热情迎上前来招呼，大家乘上大客车，来到北京前门饭店。

3月23日午后，黄维等300余人，分乘五辆大客车，来到北京饭店，黄维的妻子蔡若曙，女儿黄敏南也参加了接见。

5时许，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民主人士共80余名，从侧门走进大厅，特赦人员全体起立致敬！叶帅等领导人挥手致意。

黄维从左边第一个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鲜花簇拥的麦克风前，带着激动有些颤抖的声音代表全体被赦人员宣读《致敬毛主席党中央的感谢信》。

黄维动情的发言回荡在大厅内，每个获释的人都沉默着静静谛听。黄维的决心与心愿，在他们心中回旋着共鸣。席间文强、蔡省三也相继发言，诉说自己的体会和心声。

坐在正中的叶帅挥挥手，用他洪亮的声音，重申了党和国家对战犯的政策，每个人都有公民权……

1975年的6、7月间，有关部门组织一批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先后到了延安、西安、宝鸡、洛阳、郑州、三门峡，这些地方经过20多年的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到之处，看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在延安，黄维看见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期间住过的窑洞，条件是何等的艰苦，可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硬是点燃了星星之火，指挥军队，率领人民创建了新的政权。

黄维深深感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站起来了，今非昔比，这是他最想看到的。

1975年，黄维被特赦，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童小鹏亲口告诉黄敏南：“当年你高考后，虽然考分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因为父亲黄维的战犯身份，复旦大学一时不敢录取，层层上报，最后请示到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黄敏南才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

参加周总理邀请的国宴

1975年9月30日下午，应周总理邀请，黄维接到请柬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当时周总理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周总理能否出席在宴会上？在宴会即将开始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突然掌声雷动，人民的好总理缓步走到来宾中间。黄维对他身边的同仁说，周总理堪称天地正气，古今完人。今天在这里见到总理，将是我感动一生而又至死难忘的一天。

黄维出狱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了政协机关的大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一职务，以前并没有，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1959年，新中国特赦第一批战犯后，周恩来提出建议：在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委会中，增设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文史专员办公室。被特赦的战犯进入这个办公室，职务就是文史专员。

1983年，黄维出席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他专门撰写回忆文章，表达了对当年同甘共苦，如今还在台湾的老同学的怀念之情。他在给老同事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1976年周总理逝世

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黄维悲痛不已，参加了一系列追悼活动。他想起了，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周恩来总理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想起了功德林、秦城、抚顺的日日夜夜。他想起了，他不间断的生病，不断地受批判，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参观。他想起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和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情景。他想起了，妻子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安排，儿女们都上了名牌大学……桩桩件件都离不开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对黄维一家的恩情深似海，周总理的关怀说不尽。

黄慧南：黄维之女。原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副主席、民革北京市委委员、民革崇文区工委主委。

章壮骧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