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其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就读于成都美术学校。周抡园先生教授山水，第一节课就提出了“中国山水画为什么不叫做中国的风景画，这是我们画山水的人一辈子都要思考的并解决的问题。”几十年来，我都尊师训在艺术创作中努力地思考这个问题，作为我的座右铭和艺术价值的取向。

作为一个学画的人，我是幸运的。当时学校师资力量雄厚，仅山水课就有周抡园、赵蕴玉、罗新之三位老师。周抡园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平艺专，是人称黑白二萧的萧厔泉、萧谦中得意门生，主讲他的“本家山水”。赵蕴玉、罗新之先生则是张大千先生的亲传弟子，赵老师辅讲宋明山水，罗老师辅讲元代山水。当年在校学习，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偏处于草堂寺和尚桥侧的几间茅屋之内，离街上有五里之遥，那时候粮食紧张，省高教局下令把体育课等一切与主课无关的活动全部取消，以节省体力消耗。我们除了上课只可以在图书室阅读和查找资料。以“精神食粮”来充饥以弥补“口粮”之不足，反而成全了我们青年时代只能学习的那段美好时光。

我后来调到成都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当时学校的大部分老师也调整到了该单位。感谢上苍，在国画创作室我能继续得到恩师的教导多年。“文革”中，书画界危机重重，一不小心就踩中“地雷”，在那个年代把国画当作“封、资、修”来批判。

七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陷于极度的困难之中，外汇紧缺，国家只能用工艺美术品和书画换汇，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周总理在书画作品的出口上做了“不要把我们的文艺思想强加于人，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都可以画”的批示。这是书画创作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我“文革”中没有改行，能以手中笔效力于国家，没有虚度年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为了使出口画题材丰富，研究所规定了每年一个月的写生任务，给了我就“师承”和“师造化”之间的一个串联和理解的机会。

记得当年随罗新之老师去三峡写生，当时他已70来岁了，病倒在巫山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在照顾他的时候，请教了这次写生的收益，他只是反复强调了“气象大”这三个字，这句话给我震动很大，当时写生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山势山形结构特征上，只是在画所见、所知而已。没有用心去感受所画对象的精神状态，没有去思考我要画什么和他要求我画什么，可说是物我两忘，我现在画山水的体会是物我两忘不如物我相融为好。

岑学恭老师由重庆迁来成都，开创了“三峡画派”。其作品气象之沉雄，笔墨之精到，山石云水刻画之精美令人惊叹，遂又拜其为师。他画的三峡堪称巴蜀画坛的一绝。我去了三峡若干次，自以为对三峡很了解，但觉得总画不好。后随岑老赴三峡写生，就此事请教于他，他私下风趣地告诉我，我画三峡并不是三峡具体的什么景，是在“造谣”。我的感悟“造谣”就是不为物象所惑而得其“意”。得了意，就自由了。

我是一个四川土人，所描绘的题材主要是我所熟悉的蜀道、古柏和川江景色。我写蜀道，是写蜀道难行。蜀道是物象，难是感觉，行才是我真正表达的本意。画古柏，不是写其千奇百怪的形状和苍劲感觉，是在于表现生命与自然的抗争精神和对行人的呵护爱心。

我现在的课题是画面上如何表现“苍茫”和“沧桑”，是否能成功我不知道。尽人事听天命吧！我不善言辞，只能说“我的画就是我的话”！

罗其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山水画专委会副会长，成都市美术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