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70年前农历六月的一个早晨，睡梦中的我被大哥叫醒：“走，昨晚有人掉到渔滨河里了，我们看看去。”

早饭未吃，连脸也未洗，7周岁的我跟着14岁的大哥跑到离家200余米远的大码头。

老远，我就看到渔滨河南坡上静静地躺着两具女性遗体。西边的头西脚东，东边的头东脚西。特别是东边的那位，在她上边还有着一棵盛开的野生山芋花（大荔花），那火红的花朵把死者的脸庞映衬得分外娇美。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有人认出来了，这两位是渔滨河南岸丁朱庄上的朱美英和朱美香姑嫂俩。朱美英其实本不姓朱，原姓马，是嫁到丁朱后，随丈夫姓的朱。有人说，这姑嫂俩感情好呢，平常就像一对亲姐妹；有的说，美英民歌唱得很好听，美香秧歌舞跳得非常好，百里挑一……从人们的议论里，我依稀明了，这姑嫂俩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干部、革命的积极分子。可是她俩年轻轻的怎么双双落水的呢？没人告诉我，我也没处去问。

朱美英、朱美香牺牲40多年后的1979年1月27日，那天是农历除夕。我正在席桥公社党委办公室值班，突然听到汽车喇叭响。那时汽车还是个稀罕物，我急忙跑到屋外。这时从已经停在公社大院里的吉普车上下来一位高个儿老人。我赶忙迎上去和他打招呼：“您找谁？有什么事？”“我叫颜景詹，想请你们派一个人给我当向导，带一下路。”

我一听是颜景詹，敬意油然而生。因为我早就听说，抗日战争时，革命烈士丁澄牺牲后，组织上就是派颜景詹同志过来接班开辟以席桥为中心的新区的。他曾多次独自一人在我家投宿，夏天就在我家小长桌上睡，冬天就和我们几个小孩子挤一挤。可是往往第二天天还未明，他就不见了。可见他那时革命警惕性是相当高的。

于是我和民政助理刘学珍打声招呼，就随着时任江苏省农垦局副局长的颜景詹上路了。

在吉普车上，颜局长告诉我，他即将离休了，现在正在写回忆录《淮河两岸的儿女》。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写席桥公社的人和事，所以想到抗日反顽的旧战场实地走一走、看一看，以便写得更准确、更具体。于是，我带着他到高副大队看了夏福康烈士的牺牲地，到丁圩大队凭吊了丁澄烈士墓和丁永泰烈士墓，又到张桥大队和三里大队的陈步成、钟士成烈士墓前鞠躬致意。最后我陪他来到丁朱大队看望了革命老人张贵友。他们两人就说起了朱美英和朱美香的事来了。

据生病躺在床上的张贵友老人说，1948年夏天，国民党败局已定，还乡团成群结队或者在国民党正规军从这里开过时才敢下乡寻衅滋事，否则人少时他们白天已不敢下乡行凶作恶。那天天刚黑，朱美英圈了一张芦柴席在自己家屋后洗澡，小姑子美香给她递换洗衣服时，突然发现东隔壁那个无恶不作的还乡团团员的身影一闪回了家。她装作没看见，到屋后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嫂嫂美英。姑嫂俩一合计，这人是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区联防队多次想抓他都没抓到，组织上早就布置过，什么时候见到他要立即向我们联防队报告，以便组织上处置。于是，两人决定不吃晚饭，穿好衣服就从玉米地里走了。去哪？渔滨河北张家大院是丁澄区区政府临时办公处。区领导如果得到这一情报，区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那个还乡团团员活捉。

那时，从丁朱庄到张家大院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丁朱庄后涉渔滨河而过。这条路很近，如果顺利，只需一袋烟工夫就到了。另一条路是从席桥绕过去，如果顺利，也就一顿饭工夫。但是，我军1946年北撤时为了滞止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北上，原来架在渔滨河上的木桥已被拆掉。之后便由本地农民席绪信用两块门板架上一只杀猪大桶在这儿摆渡。但他仅因为说了一句笑话“南中央，北八路，到我这里统统给他过个数”就被心虚的还乡团给杀害了。

那天天色已晚，渡口是否有人摆渡已说不准。如果没人的话还得靠她俩自己用绳子拉拽大桶渡河。这样花费时间就多了。甚至，这一情报都难于保密了。于是姑嫂俩决定冒险从大码头渔滨河的暗坝上涉水过河。

涉水时，姑嫂俩手拉着手。朱美英走在前边，美香走在后边。整个河面约40米宽，到20米的河中心时有个坝口，在跨越坝口时美英不慎滑倒，美香试图抓住她，终因夏季河水较深，双双倒下被水流卷走。因为她俩都不会游泳，姑嫂俩一起溺水身亡。

张贵友把姑嫂俩的故事讲完了，颜景詹同志的眼眶里已经蓄满泪水。我告诉他，当年我曾目睹这姑嫂俩的遗体。他立即对我说，那请你把我带到那里去看看。

在姑嫂俩的殉难处，颜景詹同志告诉我，美英很活跃，她当时已被任命为丁澄区的妇女主任，美香是在她嫂子带动影响下参加革命的。这是姑嫂俩，也似一对亲姐妹。她俩是在胜利曙光里倒下的，值得我们永远地纪念和怀念。

我望着潺潺东流的渔滨河水，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两具静静躺在渔滨河南坡的姑嫂和那株盛开的大荔花。转眼，“姐妹花”已离开人世整整70年了。当年，朱美英23岁，朱美香才19岁，都是花季的年龄。如今，渔滨河两岸已是高楼鳞次栉比，繁华似锦。我想，这些不都是“姐妹花”们用鲜血浇灌起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