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树斌

叶挺和项英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夜幕降临，细雨蒙蒙，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的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就要发生了！

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芦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城北举行军事演习。

23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内的枪声而致使一名日本兵失踪为由，硬要闯入县城搜查。驻城的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时值深夜，日军进城足以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理当拒绝！”

此事上报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处，他急忙派员同日方交涉。

此时，日方失踪士兵业已归队，但日军决意抓住这次机会制造事端。他们一面诡称：“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一面又派援军包围宛平。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前往宛平城作实地调查。

23时40分，当谈判代表刚步入县城不到5分钟，日军即以猛烈的炮火袭击宛平城，并攻占了宛平城东北的沙岗。

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长见日军肆意挑衅，忍无可忍，下令痛击日本侵略者。举世震惊的芦沟桥事变，就此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一、改编南方游击队为新四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推动国民党和它的军队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赴庐山，与蒋介石商谈由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合作宣言公布后，中共中央即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日的建议。蒋介石在强大的国内抗日浪潮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编南方8省游击队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并于1937年10月12日，由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8省13个地区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事实上国民党也想利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到前线抗日，因为蒋介石清楚，要想在短期内消灭红军游击队无法实现，所以，接受中共的建议虽情非所愿，但又势在必行。

在整编谈判过程中，国民党为控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肯给南方游击队以正规的编制和待遇，不愿补充必要的装备和武器，还提出各地区游击队主要领导人离开红军，由国民党派人到南方游击队中担任军职。面对蒋介石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据理力争，坚持单独成立一个军，由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到敌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也作了让步，同意军以下不设师、旅，直辖四个支队，薪饷和装备可以稍次于国民党正规部队。

基本条款一致后，在军长人选上国民党先是让陈诚或张发奎出任军长，被中共拒绝后蒋介石又生一计，抢先于命令下达之前的1937年9月28日，在未通知中共的情况下，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他认为叶挺是北伐名将，虽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但均已脱离关系。他的想法：一是选用叶挺就排除了共产党人选，共产党也无话可说。二是抓住了叶挺，就抓住了新四军。他自信只要多做工作，叶挺会听从他的调遣。后经国共双方协商同意，才决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至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军事联盟，得到了圆满解决。

二、新四军在南昌宣告成立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成立新四军的命令。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筹备就绪，1月6日新四军在江西南昌市宣布正式成立。当时全军编为四个支队九个团：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两个团：第一团由湘鄂赣边地区的红十六师组成。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二团由湘赣边、粤赣边、赣东北以及湘南桂东沙田游击队组成。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肖国生。全支队共2300余人。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两个团：第三团由闽西龙岩白沙集中的红军组成（闽西第一、三、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各县地方武装），团长黄火星，副团长丘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部主任钟国楚；第四团由闽南红三团、闽西第五支队、浙南红军挺进师等组成，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未到任改周桂生），参谋长王胜，政治部主任廖海涛。另以闽中游击队编为支队特务连。全支队共1800余人。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两个团：第五团由闽北红军独立师编成，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刘文学；第六团由闽东红军独立师组成，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参谋长黄元庆，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全支队共2100余人。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调走后由戴季英继任）。下辖三个团：第七团由鄂豫皖地区红二十八军一部编成，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部主任胡继亭；第八团由豫南桐柏山等地区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周骏鸣，副团长林凯，参谋长赵启明，政治部主任徐祥亨；第九团由鄂豫皖地区红二十八军另一部组成，团长顾士多，副团长高士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郑重。全支队共3100余人。

全军共10329人，6200多支枪，虽然人数不多，但这支队伍大部分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干部和战士，是一支久经考验、政治坚定、忠于人民的军队。他们担负起党赋予的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

1938年2月，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为了兼顾老游击区的斗争，打破国民党要求我军全部集中的阴谋，各部队出动时，都留下一些领导干部和武装，在老游击区设立了留守处或者通讯处，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保持前后方的密切联系。各部队在向皖南、皖中开进途中，继续向部队指战员进行抗日形势和党的政策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部队。

三、国内外人民大力支援新四军

新四军在成立过程中，得到了人民群众、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技术和道义上的支援。

人力方面，上海地下党以各种名义通过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将一批批工人、青年学生，包括部分党员输送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工作，共约几千人。由工人、职员、青年学生组成的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名青年在地下党员带领下，开着20几辆卡车，到南昌支援新四军。

物力方面，从上海运出大量物品、医疗器械以及军事上急需的收发报机、电话机、无缝钢管、机床、炸药、硝酸和各种机器设备等物资支援新四军。上海地下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捐款和义卖等活动，支援新四军大批布匹、棉背心和胶鞋等物资，还提供了印刷厂、制皂厂、被服厂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料。

菲律宾归侨、共产党员沈尔七，1938年初和1939年，先后两次将他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 （后改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菲律宾华侨回国慰问团”带到国内，参加新四军，同时还带回一大批捐款、军需品和药品。

1938年2月底，“南洋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募集的款项百分之四十献给新四军。

新加坡叶挺军长的岳母（李秀文母亲），用自己的养老金，加上南洋侨胞捐款，为新四军购买手枪。泰国华侨陈子谷，自己回国参加了新四军，还将属于自己的遗产全数捐给新四军。还有马来西亚侨胞捐赠汽车，菲律宾侨胞赠送锦旗、毛毯等等。

新四军英勇抗日，许多国际友人也伸出了友谊之手。在新四军军部和驻区工作过的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新西兰、朝鲜、日本等国家的同志和朋友。这些外国友好人士，从不同的方面支持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美国友人史沫特莱，1938年11月从武汉辗转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直到1939年9月离开。在新四军军部逗留近一年的时间，史沫特莱向国内外发表了大量报道新四军的文章，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粉碎了顽固派对新四军的诬蔑；同时还为新四军募集捐款和医疗用品，用自己的书和文章的版权税及英国、美国大使馆交给她的几笔钱，为新四军建立起第一个灭虱、洗澡、癣疥治疗站和难民农场。

1939年底，新西兰友人艾黎负责创办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在茂林设立泾太事务所，办起几个战地工业服务社，其中有利用山区丰富的乌桕籽办蜡烛厂，利用檀树皮办宣纸生产合作社，利用妇女劳动力办军鞋厂等等。

另外，在新四军军部医院工作的还有加拿大籍护士尤恩，到新四军军部采访的还有美籍记者贝尔登、德籍记者希伯等等。

四、卫岗首战新四军初试锋芒

江南地区，东起淞沪，西至宁芜，南襟太湖，北带长江，除部分山地丘陵地外，绝大部分为平原水网。这里四通八达，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工、农、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均比其它地区先进。这个地区过去是国民党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带，现在却成了日军侵略我国的战略要地。

为有效地开展工作、打击日寇，军部领导研究决定，从一、二、三支队各抽调一个加强连，组成一支先遣支队，任命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先遣队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挺进敌后，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纲领，发动和组织民众，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1938年4月28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队出发了。出发时，叶挺、项英、张云逸等领导人主持召开了欢送先遣队出征大会，场面非常壮观。先遣队冲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开始向南京方向迂回。途中由于受国民党朱永祥、陈德功等溃军的骚扰和阻挠，6月上旬才到达镇江、丹阳、句容、金坛一带。

日本占领南京后，以为中国军队再也不敢到他们占领的地盘来了，处于马放南山、高枕无忧的状态。

6月份，先遣队来到南京与镇江之间，发现镇江至句容的日军汽车往来频繁，而且戒备不严。于是在赣船山的一个竹林里，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设伏兵于卫岗、竹子岗的那条蜿蜒的公路上，以数倍于日军的优势兵力，以出其不意地迅猛动作，一举歼灭日军的车队。

会议结束后，深谙兵法的粟裕司令员离开地图，一手握住竹枝，凝望着青翠欲滴的竹林，神思飞越，感慨万千地说：四年前我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部队在怀玉山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先遣队抗日使命没能完成。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成立了先遣队，挺进到江南敌后，迎来了方志敏当年所遇见的新形势：“雪压枝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6月7日夜，所有参战部队进行了通宵的准备工作。黎明前，悄悄地进入了伏击位置。

第二天8时20分，从镇江方向开来了一支日军车队，很快进入了伏击区域，一共5辆汽车，第一辆为黑色轿车。此时，只听粟司令员一声令下：“开火！”日军的车队霎时四面碰上了火壁，一辆卡车被击毁了，一辆轿车冒起了浓浓黑烟，冲到了一个堆坂子上，反弹后又退了回来，最后翻了跟头，两个日军军官中弹跌倒在车轱辘底下。

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浇湿了战士们的衣服，但是他们热血沸腾，情绪高涨，连续射击鬼子，打得鬼子晕头转向、狼狈不堪。

卫岗伏击战胜利了，新四军这次初战的结果是：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20余名，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钢盔10余顶，日钞7000余元，还有日军军服、军旗、军刀以及其它军需物品。

卫岗告捷对江南日军震动很大，镇江敌酋连忙调来了1000多名日军，包括坦克数辆、大炮数门、飞机3架增援。可是，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赶到伏击地点，对那几辆烧毁的汽车和一堆尸体进行轰炸和扫射时，新四军早已撤出了战场。

当凯旋的战士们回到宿营地时，周围数公里的群众都赶来围观战利品，他们满怀喜悦之情，热烈传颂新四军的骁勇善战。

粟裕司令员十分高兴，特地为这次伏击战赋诗祝贺：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卫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

卫岗伏击战虽是规模较小的战斗，但在江南这块地区，其影响却是无可估量的。他不仅打击了日本鬼子的骄横气焰，也振奋了江南人民的抗战情绪，打响了江南敌后消灭鬼子的第一枪。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也捷报频传，共取得了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数百余次战斗的胜利。就连南京城郊机场、麒麟门和雨花台畔也响起了新四军健儿的枪声。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近7000人，俘虏900多人，缴获枪支2000余支，击毁汽车190辆、汽船9艘。战绩辉煌，威震敌胆。

新四军取得如此赫赫战功，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1938年6月，蒋介石致电叶挺说：“以有进无退之决心，召示部属，足征精忠报国，至堪嘉慰。”

新四军以劣势装备取得胜利，使江南人民逐步认识到，新四军才是真正的抗战队伍，从而对新四军由怀疑、担心，转变为热烈拥护、积极支持。

五、叶军长指挥云岭反“扫荡”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皖南的顾祝同集中了近10万大军，到处修筑工事，加紧向新四军军部包围。这种严重的局势，给日军向皖南新四军举行大“扫荡”造成了可乘之机。

1940年4月，日军为扩大伪化区，调集了第十五、第十七、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准备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第一路由湾址、宣城到青弋江，企图占南陵、泾县，直扑云岭新四军军部；第二路由获港、铜陵前进，企图占领繁昌；第三路由贵池出发，企图经青阳、石台，会攻太平，并乘机占领徽州、屯溪。

4月22日，日军出发以后，国民党驻守在青戈江、南陵、繁昌、青阳等地的第一〇八、第五十二、第一一四、第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闻风丧胆，有的只和日军稍稍接触，便败退下来；有的根本就没有抵抗，直往后撤。

日军很快占领了南陵、青阳、繁昌，并继续向泾县进犯。4月26日晨，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从南陵县九郎庙、戴家汇、晏公殿等地，分三路向何家湾进犯。

眼看日军就要逼近云岭，情况十分危急。这时的新四军主力部队都分布在大江南北敌后抗日前线，在云岭周围的新四军指战员加起来总共不到5000人，而且3000余人是军部直属机关的办公人员。因此，面对强敌压境，要保卫云岭，保卫新四军军部，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为了阻止日军进犯，军部立即命令驻守在云岭附近的第三支队第一团及直属队开往三里店、峨岭一带，拒阻敌人；命令驻铜陵部队第三团以营为单位梯次配置在云岭东北田坊塘一带，掩护军部指挥中心，坚决阻击进犯之敌；并且紧急动员民众、支前队参战。

当第一团及直属队进至左坑时，就与来犯之敌开上了火。为了消灭鬼子，新四军在傅秋涛率领下立即在父子岭摆好战场。

26日，日军2000多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向父子岭新四军阵地发起进攻，广大指战员抱着决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誓与阵地共存亡的敢死队精神，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战斗中个个奋勇当先，视死如归，受伤了也不下火线。有一名战士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但他仍紧紧抱着两支枪，并把自己的党证放在胸前。云岭群众也前来支援，抬担架、运伤员等等。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打退了敌人十多次进攻，毙敌370余人，日军被迫后退。

另一路进犯之敌3000余人在南陵至青阳公路上，也遭到三团的有力阻击，经过九个小时的激战，日军伤亡300余人，狼狈逃窜。

繁昌地区的新四军三支队在傅秋涛率领下，于繁昌天门外，中分村、方村一带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人死伤惨重，于5月3日撤退。

此次历时11天的反“扫荡”，经过数次激战，新四军终以劣势兵力取得了毙敌900余人的辉煌战果。

皖南反“扫荡”的胜利，使日军恼羞成怒。1940年10月，日军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又纠集了第十五、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再次大举“扫荡”皖南，其中一路5000余人由南陵、繁昌等地出发，还是在空军的掩护下，再次向云岭猛扑，企图先围歼新四军军部，再进攻泾县县城。

云岭不仅驻有军部领导机关，还有教导大队、医院、机修所、印刷厂、兵站、仓库等。单是仓库里的大米就有数十万斤，要在短时间内转移确实困难。日军来势凶猛，情形异常紧张。

叶挺、项英闻讯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对策。叶挺提议，鉴于日军大队人马沿公路来犯，新四军应在日军前进路上设纵深阵地，以层层堵截、相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战胜敌人。项英同意了这个方案，并根据叶挺的意见，决定由叶挺全权指挥作战。

当时靠军部较近的部队，只有驻云岭以北汀潭的第一团，汀潭距云岭8公里，正挡敌人来路，是日军进攻的必经之地。除此之外，能作战的部队只有200多人的军直特务团第一营，还有只能称为准作战部队的随营学校——教导总队的1000余学员。

叶挺是名标准的军人，担任新四军军长三年时间，领导新四军打过数百次胜仗。但他还没有直接指挥过作战。如今战斗命令下达了，一种渴望英勇杀敌的心情，使他显得格外兴奋。

军直机关、部队誓师大会就要举行，1000名教导总队、特务营和机关的干部战士们，早已结合完毕，场内气氛肃穆。叶挺走进会场，大会正式开始。项英首先讲话，他讲了严重的敌情，讲了新四军打败敌人的有利条件。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与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密切配合，为缓和国共两党、两军的紧张关系，改善皖南新四军的困难处境，做出最大努力。

叶挺接着站了起来，以镇定而犀利的目光扫视一下全场，然后操着浓重的客家口音问：

“今天开的什么会？”

“战斗动员大会！”

“我们开会做什么？”

“准备打鬼子！”

“打鬼子要流血牺牲，你们怕不怕？”

“不怕！不怕！不怕！”

“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我们为人民流血牺牲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不怕死，就能打败任何敌人的进攻！”叶挺就此结束了讲话，总共用了不到两分钟。会议结束后，叶挺和随同人员一起，驰马飞奔，赶赴前线。

当他到达汀潭以北、戴家会、三里店以南新四军预选战场时，一团部队已在这两条日军必经的路上占领了山隘、桥梁、陡坡、高地，修筑了许多工事。叶挺亲自检查指挥加固掩体，配置火力，特别强调要埋好地雷。他说：“地雷威力大，威胁也大，它能帮助我们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10月2日，日军先后从两个集结地戴家会、三里店出动南犯，新四军迎头痛击，双方交战。这是一场敌人要快速前进，新四军不许其顺利通过的激烈对抗。

从10月2日到7日，新四军沿着戴家会—汀潭和三里店—汀潭两条山间公路，在龙洋岗、凤凰山、大小岭、蜈蚣山、草鞋店等险要地段，以轻便小分队，夜以继日地阻击、袭扰敌人，使其装备、兵力上的优势无法发挥。不到10公里的路程，日军整整走了六天六夜，还损失近1000人。

中午，日寇先头部队200余人，由北贡进入到徐村桥。该地离云岭尚有7公里，是北贡绕过云岭大山通往汀潭、云岭等地的必经之路。

徐村桥下溪水长流，桥北是一片开阔地，桥南就是通往汀潭、云岭的傍山险道，眼看着有数百名日军挤上了死路，还有一部分尚未上去。这时埋伏在桥头侧面的新四军出其不意，一齐向日军开火。反击不到20分钟，鬼子除了几个掉队的回去报丧外，其余全部报销了。日军尸体阻道，血染溪水，地上尽是日军丢弃的轻重机枪、三八式长枪、六〇小钢炮。

日军气得暴跳如雷，于是又集结大量兵力，在离徐村桥500米的地方，集中轻重机枪、小钢炮向桥南几个小山头，猛烈轰击和扫射长达半个小时。本以为这几炮肯定把新四军消灭了，可一看除了找到几堆乱石之外，一无所获。日军知道上当了，原来新四军早已安全转移了。

当日军第二次冲过桥后，新四军又在汀潭那边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以为是新四军主力所在，忙向汀潭洼地进攻。新四军为了诱杀日军，利用少数兵力声东击西的与日军周旋，日军急于找到新四军主力，就紧紧追上。由于连续吃亏，又犹豫不前，新四军就主动小规模反击，诱导日军追赶。就这样拖了一个下午，几千日军被新四军拖得筋疲力尽，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日军又气又急，拼命追踪至小岭，想在小岭附近宿营，但群众早实行了坚壁清野，日军只好空着肚子走向小岭坑。

埋伏在小岭坑四周山头上的新四军战士，看着日军进入了包围圈，个个摩拳擦掌。这时军部发出攻击令，一刹那在小岭山上两边隐蔽工事里的强大火力，同时向日军射来，把鬼子打得嗡嗡直叫，丧魂落魄。新四军火力网封锁住山谷，鬼子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惨叫之声震动了山谷。

新四军越战越勇，驻中村的新四军一个连奉命前来，紧紧地围住日军。入夜，日军又饿又冷又怕，曾几次试图突围，均被新四军的密集火力打回。

距此10公里的泾县县城，也是友军五十二师的驻地。当他们看到有的日军向他们这里溃退，赶忙连夜向城外搬家，把整个县城又让给了鬼子。

叶挺一向注重在追击战中扩大战果。眼看日军撑不住了，他立即命令部队猛追。尾随日军追到泾县南门和西门，叶挺下达命令，发起攻城。这一场战斗，一口气打到9日早晨，日军恼羞成怒，调来10余架飞机狂轰滥炸，又在城外到处放火，烧毁了10余间驰名中外的泾县宣纸厂。

9日中午，日军又在南门以纵火为掩护，奔出北门，向东北方向溃逃了。那边还是友军五十二师的地盘，距离该师早已让出的马头镇只有几公里。可是他们视而不见，居然不拦不截，让日军逃脱了。

10月11日，叶挺率部进入硝烟弥漫的泾县城，立即组织部队灭火救灾。维护地方治安，救护受难群众。为了等待逃跑的国民党军官兵回来，向他们移交城防手续，也为了帮助群众修复被战火烧毁了的住房，新四军在城内住了两天，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对于新四军浴血奋战取得的反“扫荡”胜利，国民党顽固派恨得要命，怕得要死。避战归来的五十二师和国民党官员们，对于新四军赶走日军、收复泾县，不但未作一句评论，反而蛮横地催促新四军尽快办理移交手续，限期退出城防，迅速返回自己驻地。

叶挺军长早就看出五十二师消极避战和借刀杀人的企图，对于他们不按规矩出牌、不讲起码的礼仪，厚着脸皮向劳苦功高的新四军下逐客令，非常气愤。

10月13日，即叶挺军长返回驻地的第二天，他亲自执笔，把皖南反“扫荡”、泾县战役击败日军的经过，写了一个报告，由他和项英签名，经由上饶三战区顾祝同，转报给重庆的蒋介石。内容如下：

委员长蒋钧鉴：日寇自上月进攻苏皖边境惨败后，复自京沪增兵皖南，本月2日开始，以步骑炮5000余人，配合空军向我进攻。其一部1000余人由戴家会犯汀潭，主力由南陵犯三里店。职军当经分别迎击截伏，激战于龙洋岗、凤凰山、台山、大小岭及巨坑等处八昼夜。反复肉搏，纠缠苦斗，战况之烈，前所未有。至7日晚首先将龙洋岗、凤凰山一线之敌击溃，8日晨复将大岭、蜈蚣山之敌全线击溃。敌退据泾县。我跟踪彻夜猛攻，同日并克南陵。此役毙敌1000余，俘虏敌军中有西班牙一人。缴获详数正清查续报，至地方善后，已交由行政专员并协助其进行矣。

蒋介石闻报，一面大骂“娘希匹”，一面不得不再一次致电叶挺军长，表示嘉奖说：“欣闻该军抗击敌寇，光复泾县，战绩卓著，殊堪嘉尚……”等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