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旺

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曾读过章子怡《我生命中的贵人》文章，她深情回忆对她教导、帮助较大的恩人（即贵人）张艺谋等人的事情，读后令人感叹。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的贵人。

所谓贵人，我认为就是对自己学习、生活、工作、成长等方面有过重大帮助、影响之人，即有恩之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有他人关怀、帮助，生活、工作才更精彩更和谐。

我一生中遇到过好几位贵人，可惜，有的贵人我竟连是谁都不知道。

我的第一位贵人，是当时在我老家范集公社任党委书记的席青山同志。1972年年底，我参加公社征兵体检合格后，因为当时当兵竞争大，加之“文革”时期的派性观念作怪，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我家成分等问题上无中生有做文章，写“人民来信”，甚至到公社上访反映“情况”，意图阻止我当兵。席青山书记调查了解后知道这些情况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便顶住压力，亲自拍板定兵，我这才得以穿上心仪的绿军装，走进人民解放军大学校。

到了部队后，连队首长安排我当报道员，这是耍笔杆的活儿。一来，因“文化大革命”，学校也闹革命，文化知识学的很少；二来，部队担负着繁重的军农生产，白天要劳动，只能晚上写写稿子，所以没有稿件见报。后来，连首长见我是高中生，又让我兼任连队电工，担负农用机械维修保养工作，整天忙得团团转哪还顾得上写稿子，更甭说见报了。到了年底，因我电工工作出色，全连上下一致要求给我记三等功，当连队为我请功的报告送营党委后，营教导员（也是营党委书记）说：“他是报道员，没见过一篇文章上报纸，其它工作再好也不能立功。”立功泡汤了，我像泄了气的皮球，心灰意冷。这时，连队指导员王金义像兄长般多次找我谈心，引导我正确认识得失，鼓励我放下思想包袱，树立写稿信心。王指导员不仅积极为我协调劳动、写稿的矛盾，还常常主动与我一起研究写报道的线索及写作技巧，在他帮助指导下，我渐渐确立了写稿的决心和信心，当兵第二年的11月底，我终于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千把字的理论文章。有了经验，从此，登报便成了家常便饭。后来不但为此立了两次三等功，团政治处还把我借调到宣传股专职写报道。由于我报道工作出色，虽超过了服役期，不少战友退伍了，但政治处一再挽留我，直到第6年，我终于提了干。现在想想，要不是王指导员的关怀、引导、帮助，我早就退伍回乡种田了。

说到提干，作为农村入伍的青年来说，这是我人生一个重大转折点。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我也不知是谁提议提拔我的。在转业多年后的一次外地战友聚会上，曾在团机关工作过的老同志有的说是政治处主任建议的，有的说是团副政委提议的，但这些老领导早转业远去他乡了，无从了解。但当时通知我提干体检时，事先我确实是一点消息也没有，而且一杯酒未请一支烟未敬一个人情未托过。说心里话，这两位领导人品我是敬佩的，他们都有可能是我的贵人。

再后来，我提干仅一年余，便被调至军政治部工作，四年后又下基层，担任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从而解决了家属农村户口随军问题。转业至地方工作后，从医院人秘股副股长干起，一步一步干到办公室主任、纪检组长、院党委副书记。我肯定，每一步都有贵人相助，有的事情我略知一二，有的真是一点都不知情。但我肯定地说，在我这些人生进步的重大台阶上，我从未花过一分钱、请过一次客、送过一次礼。

我心里清楚，这些成绩、进步的取得，最大的贵人，是纯洁、端正的党风政风，是上级组织上级领导秉公办事的结果。引为自豪的是，多年来，受严明清正党风政风熏陶，我也逐渐养成了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善于谠言、乐于助人习惯。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对我所知的贵人，我铭记在心，随时图报；对我不知道的贵人，我永远为他们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知恩图报，善莫大焉。我以为只有好好做人，做正直正派正义之人，才不辜负贵人的提携、关怀、培养。这也是最好的报恩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