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

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比较

藏军洞一说起于明末，据说有一个叫冯一蛟的人写了一本《闲园志遗》，其中记载了此事。今人讲说藏军洞皆源于此书。此书今佚，未见原文是如何记载的。今所见记载则始于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一，原文如下：

新城东门城下旧有地洞，周环丈余，深不可测，上有横木遮之，俗呼藏军洞。相传建城时造，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不知所用。万历末，菊花沟农人挑沟，忽见砖壁，以为水淤砖桥也。毁之，得砖若干，建太平庵于其处。因取砖无尽，始知为此洞，惧而填之，今不知其处。

从此段记载可知，仅是一个地洞，藏军洞只是“俗称”，即人们口头传说而已，更无书本资料的佐证。直截了当称之为“藏军洞”的是《乾隆淮安府志》。其书卷28《古迹》云：

藏军洞，在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乃创城时建。事见邑人冯一蛟《闲园志遗》。

到了《光绪淮安府志》卷37《古迹》仅有一句话：“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9《古迹》则又比较详细一点：

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闲园志遗》云：“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周环丈余，乃创城时建。从地下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万历末年，农人浚菊花沟，见砖壁，毁之不穷。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始知为藏军洞也。至今尚存。”

仔细比较一下，同治县志所载有溢出《山阳志遗》的内容，比如“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一句即是《志遗》所没有的。又说“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比《志遗》“城下旧有地洞”更精确。前者是说当时的事，无须表示时间的词语，后者说的是以前的事，故有一个“旧”字。行文中直接冠以“《闲园志遗》云”字样，比文末加注“事见邑人冯一蛟《闲园志遗》”，给人以更接近原文的印象。末尾说“至今尚存”，而《志遗》则云“今不知其处”。 “至今尚存”是冯一蛟本人在《闲园志遗》中说的，说明在明末清初时还是可以看到的。又过了几十年，到了乾隆年间吴玉搢著书时便“今不知其处”了，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有理由相信，同治县志编者没有人云亦云随便抄录，而是使用了原书，其内容是直接从该书中抄录出来的。又《志遗》中有一句“有横木遮之”，是同治县志所没有的。他既不能看到遗迹，这句话只能是从别的书中抄来的。如此说可信，则到了同治年间还能看到《闲园志遗》的原本或抄本。此书中可能还有其他更具价值的史料，对我们研究藏军洞和其他问题有所帮助，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此书了。

此外，民国初年卢福臻的《咏淮纪略》卷下，也有歌咏藏军洞的诗。诗前小序先录同治《山阳县志》的记载，后加按语云：“邑志，新城创于元末，张士诚将史文炳守淮安，始筑土城。明洪武十年，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筑之。永乐二十一年，用工部言，土城低薄，令军士增筑，门上建楼云。”他是想说明这个地洞即藏军洞的建造时间。既然说是“创城时建”，他即据县志告知人们：城是元末建的，城楼则是元末或是明初永乐年间建的。当然，这仅是卢氏的个人意见。

冯一蛟其人

上引《山阳志遗》和淮安地方志所载，都说是源自《闲园志遗》，《山阳志遗》虽未说出于何处，但读其文字与地方志所载相类似，也应当源自《闲园志遗》。《闲园志遗》为明末清初淮安人冯一蛟所著，则此说即为冯氏所云。因为他是藏军洞的首先“披露”者，所以我们应当对他有所了解。《乾隆淮安府志》卷22《人物》中有冯一蛟的传：

冯一蛟，字仲雨，山阳人，邑诸生。明季流寇残破中原，风鹤震惊，淮安岌岌不保，蛟负经济才，当事要与议城守、措粮饷、借兵、截漕诸大政，蛟条划详备，皆见施行。甲申四月，淮安议团义兵为守御计，当事欲结人心，给漕赈数十万石。事小定，即追呼沓至，人心汹汹。蛟急上书史阁部可法，为淮民请命，遂得豁免，邑人德之。诸条议书启具载所著《间园十二书》中。年八十九卒。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2也有他的传记，内容大致相同。乾隆府志卷5《城池》又称其为“处士”，可知他是个未曾做过官的人；《山阳志遗》卷4说他号“闲园”；《续编山阳诗征》又说他另号“漫叟”“嘘云”。此皆可作为对他身世材料的补充。他是明代诸生，查《淮山肄雅录》中并无其名，仅有一位叫冯一鹤，是万历四十年（1612）的诸生，可能是其族人。《淮山肄雅录》所载起自万历四十年，故冯一蛟成为诸生的时间，当在万历四十年以前。设若他于20岁时成为诸生，至明朝灭亡的1644年，他当已五十多岁了。那样的年纪还能帮助官府为地方做事，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但他很长寿，活了89岁，则当卒于康熙年间。他是一个对淮安地方很有贡献的人，《乾隆淮安府志》中，除了有他的传记之外，还有不少关于他的言行的记载。如卷31《辨讹·天衢门辨》中，提及冯氏对于三城地理、河道极为熟悉，卷5《城池》中提到他建议漕抚朱大典引活水绕三城。《山阳志遗》卷4说他“与当事议城守，措粮饷，借兵截漕，条划精详。”都被采纳并“见诸实用”。《乾隆淮安府志》卷30《艺文·淮人书目》记载，冯一蛟著有《闲园十二书》，《闲园志遗》未见列入。前者大约皆是向官府的上书，对治理地方极为有用之书，所以受到重视而被收入。后者可能皆是地方遗闻佚事，或者当时未能刻印出来，所以府志失载。

对文献记载的试解读

综合以上记载，以《山阳志遗》和同治县志二种最详细，但内容互有异同，可作互补。将二者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

发现地点：乾隆府志说“在新城东门楼下”，光绪府志、同治县志皆说在“新城东门外”，同治县志且说“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我想问题并不矛盾。可以作这样解释：洞口在新城东门以内，由洞口处从地下向东可延伸城门外，但总体上来说，它是在新城东门城楼下面。所以“东门外”“东门楼下”“直至新城东门下”三说都没错。

外观：是一个地洞，口部有横木遮盖。

洞口大小：“周环丈余，深不可测”。

建造时间：同治志袭用转引的《闲园志遗》的话，明确说“乃创城时建”，可见冯氏说得很肯定，但未提供根据；吴玉搢是学者，他未见到旁证，持谨慎态度，所以志遗中用上了“相传”二字。

通往何处：同治志说“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在《志遗》中也有这句话，是在“相传建城时造”之后，因而此句亦在“相传”之列，吴玉搢并未确定通往何处和有多远。

发现时间：是“万历末”。这个时间对冯一蛟来说，正他年轻的时候。

发现起因：当时是“菊花沟（即涧河）农人挑沟”忽见砖砌的墙，以为是一座被泥淤在地下的砖桥。人们就将砖头取出，在原地盖了一座太平庵。因为砖头老取不完，才知道是个地洞。

结果：参与此事的人害怕起来，就用土将它填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说，所谓藏军洞原来就是一个地洞，即一个地道。藏兵之说，本是一个推测，国史中无载，地方史中亦无旁证。卢福臻的诗是今见唯一歌咏它的诗。诗云：“行军上策贵藏军，暗设机谋弛敌氛。洞里伏兵三十里，一声咤叱壮风云。”诗人都有夸张的气质，但也增强了藏军洞的神秘性，激发了人们对藏军洞的大胆想象。所谓地下能“五马并行”，是今人的说法，更无历史记载，大约就是读了此诗以后想像的结果。而严谨的研究学问的学者却不予理睬，如以研究地方史著称的范以煦，他的《淮壖小记》和《淮流一勺》，段朝端的《跰·余话》等，都未提及此事。

河下也有地洞

在淮安地洞不只一处。吴进记载了乾隆年间发现另一个地洞，在河下相家湾东。吴进与吴玉搢是同族，算起来是吴玉搢的孙辈人。他在阅读《山阳志遗》关于地洞记载之后，接过话题说了一段话，连带说出他所见的这一个“地洞”：

地洞之说有之，乾隆三十四五年间（1769—1770），新城西门外相家湾居民修宅，掘地见洞，上下约五尺，洞首以石板遮盖。下洞，砖阶五层。洞周身砖砌，每去三五尺，壁有方穴，疑置灯者。深入里许，有土神祠，下泥淤垫，上滴水珠，人不敢深入。其长达何处，未之究也。仍用土掩其迹。由此观之，洞非一处，不知何用为此。

民国初年刻印《山阳志遗》时，将吴进的话附刻于相关文字之后，今人读刻本《山阳志遗》时即可看到。到了同治年间，程锺在他的《淮雨丛谈续编》卷下中，又记载河下的一个发现，他也称之为“地洞”：

河下相家湾街极东处，近钉铁巷口，有大宅，规制崇隆，盖数百年屋也。寇乱后赁居者少，房主亦惮于修葺。同治三年（1864）冬，售于拆户，于厅西偏掘得地洞，上如桥圈，下可容人行。阔五六尺，两旁砖壁，隔数尺有小洞，疑为置灯而设。东西两端则不知达何处地也。斯时里人观者甚多，或云：古人用以伏兵；或云：造以避寇；或疑此似王侯墓前隧道，然俱不可考矣。

程锺在叙述完以后，又将上引吴玉搢、吴进的话全文抄录其后。但吴玉搢和吴进说的地点不同，吴玉搢说的在“新城东门”，吴进说的在“新城西门”。程锺在转录吴玉搢的话时，将“新城东门”也改为“新城西门”，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差讹。《淮安河下志》卷十六《古跡》中，程锺的话及其附录的吴进的话，作了一字不落地全文转载，当然也带上了这个差讹。程锺又说“揖堂（吴进之字）先生此条叙述颇详，其所见洞，与今日所掘得者形制悉符，其中殆必有相通道耳。此亦里中古迹也。”

与程锺几乎同时代人李元庚也有所见闻，记载在他的《梓里待徵录》卷下，名之为“地道”：

二帝阁东，街南北俱有店铺及住房。其南有徐姓屋，因中落鬻于城内李氏。移建掘地，得地道。上盖石板，启视之，如深巷然。两旁粉壁，壁上壁洞，约置灯处。用火以绳系匠人腰，愈走愈远，数十丈未竟而回。其地已至姚氏宅中书房左右，即今游府署内。势若甚远，因仍封好。或云通下关，或云通刘伶台，未知确否。

吴进（1714—1793）、程锺（1824—1897）、李元庚（1892—1874）三人所说的地洞或地道，都在河下。吴进说的“新城西门外……相家湾”（同治县志卷3说，相家湾是从“新城西门外起，至窑沟头止，即古黄河堤也。”今估衣街是其东一段，是当年淮河大堤的堤顶），程锺说在“相家湾街极东处，近钉铁巷口”，李元庚说的“二帝阁东，街南……有徐姓屋”，都在估衣街东端，新城西门之西。这三者位置相近，几乎是在同一位置上。或许就是同一处。

从行文上看，他们都是目击者，所以洞里的情况记载得都很详细。比冯一蛟、吴玉搢记的详细多了。吴说他见的那洞“上下约五尺，洞首以石板遮盖。下洞，砖阶五层。洞周身砖砌，每去三五尺，壁有方穴，疑置灯者。深入里许，有土神祠，下泥淤垫，上滴水珠，人不敢深入。”程锺说他见的洞“上如桥圈，下可容人行。阔五六尺，两旁砖壁，隔数尺有小洞，疑为置灯而设。”他认为与吴进说的那洞“形制悉符”，并猜想两者之间“殆必有相通”的通道。李元庚说他见洞“上盖石板，启视之，如深巷然。两旁粉壁，壁上壁洞，约置灯处。用火以绳系匠人腰，愈走愈远，数十丈未竟而回。”从他们的记载来看，顶部有拱旋（桥圈）或石板，有五六尺宽，五尺深，隔一段壁上有放灯处，隔里把路还有一神祠，确实具备了地道的特征。当时有人传说“或云通下关，或云通刘伶台”，难怪他们猜测可能是“古人用以伏兵”；或者“造以避寇”，或疑为“似王侯墓前隧道”。但他们都未轻言之为藏军洞。大概一是无法确认，二是前人记载藏军洞在新城东门的缘故。然而礼部尚书李宗昉（1779—1846）的《山阳春赋》中有云：“满浦关峙，藏军洞幽”。满浦是河下的古名，宋代有满浦坝，后曾有满浦驿。难道李大人认为河下地洞也是藏军洞？从材料学来说，河下地洞的材料比府县志上记载的靠谱得多，不知后来寻找藏军洞的人，为什么不试试从这条线索去找找。

当代人对藏军洞的找寻

如果说，前二者只有书证的话，最近的一个地洞或地道之说是有许多人直接目击的，它是现代人说的。《古代“藏兵洞”勘探开发项目书》中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拆山阳县学改建淮安大酒店挖地基时，“遇有一洞口，水不断溢出，抽之不尽，有好事者吕寿长，拄竹杖，打电筒，穿皮娑，趟入洞内，水齐胸部，目击洞顶砖墙，宽4—5米，状若镇淮楼下孔，往里隐约向东北弯去。”据说后来还曾请吕寿长再次下去寻找，但“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而没有找到。因为它处于漕运总督府旁，漕运总督握有兵权，手中有一部分军队的。于是便被与藏军洞联系起来。这里是政治军事中心，推想漕运总督或其他官府以这里为指挥部，军队可从地洞中向城外运兵。

寻找藏军洞是淮安人的一个情结。有人将藏军洞的情况编成连环画，发表在某画报上；也有人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加以介绍。淮安历届党委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藏兵洞”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悬赏，若能提供线索找到藏军洞者，奖励一辆凤凰自行车。当时人们生活水平低下，一辆自行车就是了不起的彩头了。又先后组织人员进行了三次找寻，前两次均因技术落后，手段原始，而告失败。2001年5月，又曾邀请省地震工程研究所地球物理专家张治天、江苏省工程物理勘察院工程师周育仁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先后连续进行三次精密磁测，探地雷达勘察，并形成了《关于淮安市楚州区东部“藏兵洞”问题的初步调查及精密磁测探测报告》《淮安市古藏兵洞遗址探地雷达勘察报告》。报告书中说：“自季桥镇的大湾起向西经太平、三刘、干沟李、城东乡的高港直至淮城的下关、新城，地下有埋深5—7米、长达30多华里的地下构筑物。另根据探地雷达勘察，在原区体育场内、新村一区60号民房地下，均探有构筑物异常。”这里虽然只说是有“构筑物”，未明言是藏军洞，但与历史记载、民间传说的“藏兵洞”走向及其所在的位置基本相符。由于各种原因限制，当时未能找到，有待以后进一步挖掘考古。

 

附记：冯一蛟为明末清初人，或许《康熙淮安府志》中有点记载，可惜手头无此书，情况不明。

另外，有两点疑问，说出来请高明指教：

其一，中国历史上每遇南北分争，疆土分裂，多以淮河为界。淮安地处淮河之滨，一遇战事，往往都是军事前沿。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过许多战争。特别是两宋之交，发生过几次楚州保卫战。但至今未见用地道作战的记载，连一点暗示的线索也未有。若所说地洞真的是藏军洞，为何在历史上未留下一点痕迹？实在令人费解。

其二，淮安地处黄淮交汇之处，頻年水灾。而且地下水位很高，平地下挖不用多深即可见水。如欲构筑地道，作藏兵之用，立即就会被渗透淹灌，无法使用。今人在避免防渗避漏方面还是比较困难，不知古人在没有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情况下，有何高超技艺建成几十里的藏军洞。

又：此稿撰于2012年春节前。后于区档案局读到《康熙淮安府志》，在《古迹》和《人物》中，都没有见到关于藏军洞和冯一蛟更多的资料。由此可知，至乾隆间藏军洞方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乃至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