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学让

陶行知与学生们在一起

新安小学创办者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曾在繁忙的工作中兼任新安小学校长1年时间。他和新安小学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宏愿：3个100万

1929年6月6日，新安小学创办，这是一所实验性学校，忠实地实践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可以这样说，没有陶行知的亲知亲为，就没有新安小学的今天。

青年陶行知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1911年秋，他考入金陵大学，接受到了自由、民主学术思想的熏陶，也有了民主共和的信念。金陵大学毕业后，他负笈游学美国，选修了哲学博士考夫曼的教育行政课，从内心实现了从政治到教育的转变。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在致罗素的信中说道：“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1917年秋，他登上了归国轮船，与一起归国的留学生谈起人之志愿时，他踌躇满志：“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此后，他发起了“六大教育运动”，即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这既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从“教育救国”到“革命救国”最重要的教育实验与经历。他还提出著名的“3个100万”的目标，即 “征集100万位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新安小学的创办，是他人生宏伟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但确是他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成果。

1926年，陶行知怀着“4个100万”的远大抱负走向乡村，创办了晓庄学校。之后，又创办了新安学校。学校取名为“新安”，明白无误地昭告与陶行知、汪达之等安徽人结缘。

立校：借馆办起了新学校

1929年6月6日，新安小学在多方关系和利益纠缠中悄然成立。最初校址在淮城西北萧湖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在一座叫周灵王庙的庙里。这座庙因为是徽州商人的共有财产，所以历史上这里还是新安会馆的所在地。

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为争夺会馆财产的管理权，徽州同乡会朱耀华、吴季贤和会馆最后一任管事之间吴俊卿发生了一些争执。吴俊卿在其不利的情况下，以徽州同乡的身份到南京找到了陶行知先生，邀他派人到淮安办学，试图以办学名义达到控制会馆财产的目的。陶行知时任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校长，正致力于普及乡村教育。他对吴俊卿办学愿望颇为赞赏，当即决定委派晓庄师范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李友梅、吴辅仁、蓝九盛3人来淮办学。陶行知对他们提出了3点希望：

一、你们此行淮安，是一支“远征军”。是去创造，是去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不是去享受，凡事要以农人和儿童的利益为前提。

二、我们要树起新教育旗帜，同旧传统教育斗争。我们要在教育上革命，办一种革命教育。你们若仍然办传统学校，那就不必多此一举，而晓庄也就不需要这支“远征军”。你们要去开疆拓土，作一种新的教育试验。将来，我们的主张能够在江北发芽、抽条、开花、结果。

三、你们将学校办起来后，不要看成是你们3人或此外任何1人的私有品。要和当地农人联合，以谋学校之进展。你们要训练当地农人保护自己的学校，也要培植学生们能够办好他们自己的学校。如此，这种新教育的力量才能产生永恒效力。

陶行知起初并不知道吴俊卿真实意图，待李友梅等到达淮安后才真相大白。这3位青年胸怀普及乡村教育的宏大志向，凭借陶行知的威望，和吴俊卿反复较量，在徽州旅宁和旅淮同乡会的支持下，把吴俊卿的骗局弄假成真，在周灵王庙里办起了晓庄师范苏北试验学校——新安学校，校长由陶行知先生亲自担任。

倾力：儿童旅行团在上海

1930年2月，汪达之受陶行知委派，来到淮安河下莲花街新安小学任教，并接任校长。汪达之临危受命，与全校师生同甘共苦，且想方设法改善生活和办学条件。陶行知不仅在精神上支持，业务上指导，在经济上还给予大力帮助。《生活的书》中陶行知这样写道：“我已下定心。愿为新安小学托钵化缘……”他还幽默地对汪达之说：“人家叫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是为人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他宁愿和新安小学师生一道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支持新安办学。后来的新安学校学生和新旅团员们，都尊称他为陶太师。

1933年，汪达之将7名新安学生组成“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大上海去闯荡，以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新安儿童旅行团在上海54天的成功修学旅行，轰动了大上海及中国整个教育界。陶行知亲自给孩子们讲课，还为他们规划了在上海的行程与活动，参观味精厂、纱厂，到中学、大学等处演讲，访问山海工学团、商务印书馆，到棚户区考察。生活上也予以热情关怀，协助演讲，并且还取得了一些薪酬。

1933年11月1日，孩子们按计划到上海新陆师范参观、卖书、演讲，卖书收入就有10多元，还得到了新陆师范给他们的10元演讲费。陶先生为了支持他们这次演讲，还特意写了首诗：

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如今这首诗改编后编入了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课本中。

有位教授询问陶行知新安的孩子们讲得怎样，陶行知幽默答道：“他们讲得好极了，弄得我们教授的饭碗有些不稳了……”他还写了一首诗，专门赞扬新旅儿童团：

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

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54天旅行结束，新旅的7个孩子安全返回，带回30多元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当时的上海一间旧房也只卖十三四个大洋。如果没有陶行知的相助，7个孩子旅行大上海并非易事，也称得上是生活教育实践的成功范例。

倾心：新安旅行团在风雨中坚持

1935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有了新安儿童旅行团成功的经验，在陶行知的支持和指导下，汪达之决定将新安小学就读的14名学生组织起来，组成新安旅行团，以社会为学校，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主张，唤醒民众，抗日救国。他们的壮举得到了中共领导的上海左翼教育联合会的支持。在当时，新旅除了物资困难外，外部环境也很险恶。蒋介石在“攘外先必安内”的政策下，一切公开的抗日言论和行为都被禁止。当时陶行知出于安全考虑，劝阻孩子们暂缓出发。但孩子们经过民主讨论后，一致认为讨饭也要宣传抗日，便决定出发。

1935年10月10日，就在蒙蒙细雨中，新安旅行团出发了。此行连同顾问团员汪达之校长，共15人，他们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历史征程。

一行人的吃行住用等问题如何解决呢？当时陶行知将母亲500元人寿保险金悉数拿出，帮学校买了1台放映机，以作为宣传工具之用。他们就带着放映机，肩背人驮，靠着它谋来了生存的薪资，也宣传了抗日救亡，直到“皖南事变”后新旅团员从桂林秘密撤退回苏北，因生活窘迫，不得不卖掉放映设备。据团员回忆，当时新旅的电影宣传还有个有趣的规定，有钱的可以买票观影，没有钱只要喊一句抗日口号也可以观影。事实上，他们也是中国电影界最早期的流动放映队，他们的乡村流动放映工作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成就。除了放电影，他们还帮助书社销售进步书刊、国难地图等，还四处演讲，获得生活的薪资，一路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把抗日的火种播撒中国大地。

新安旅行团从组织出发开始，就一直受陶行知先生的关注，时刻关心这群孩子的安危，也处处为他们着想。陶行知为新安旅行团修学旅行行动方便，创造了无比便捷的政治条件和舆论上的支持。

新安小学还曾起草了几份文件，并抄报寄送有关报刊宣传刊载，分别是《淮安新安小学为实验基本学生长途修学旅行团宣言》《江苏淮安新安旅行团告国人书》《告全国小朋友书》等。他们把修学旅行的路线、目的以及主张等公示于众，并努力从各方面取得支持。陶行知先生所主持的《生活教育》杂志也即时刊载了这些公告文件，为他们的修学旅行提供了保护与支持。陶行知在担任国民政府外交使节时，还特意找新安旅行团录制了由田汉创作的《新安旅行团团歌》，把他们的抗日壮举，介绍到了海外华侨中。

1938年，新安旅行团成立3周年，陶行知想方设法来参加纪念活动，还创作了著名长诗《三万歌》。这首诗后由任光作曲，传唱中华大地。

结语：他无愧于“陶太师”的称号

世纪沧桑，百年巨变。今天的新安小学仍然是江北地区的一所名校，也始终践行着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当时，新安学生都称汪达之校长为“汪爸爸”，称陶先生为“陶太师”。“陶太师”这个称号至少包括：第一，他是“汪爸爸”的老师；第二，这个称谓含有更多的敬意，也表明对陶行知先生深厚学识和高尚品格的无比敬仰。

新安小学的创办，是因为陶行知先生的广泛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这才有了创办的机缘。之后，他身系当时的晓庄学校创办，分身无术，百废待兴，所以仅派了几名学生前来淮安，亲自示教来淮办学同志，鼓励他们到苏北来，为广大群众谋福利，到淮安来开疆辟土，作一种新教育的实验。这份坚定的信念，仍是新安小学一份宝贵的遗产。

从创办初期开始，陶行知想方设法每月给新安小学汇来50元办学经费，直至晓庄被封。新安学校创办之初，就是一所免费的学校，分为基本学生和走读生。在这里，老师没有薪水，却又要安心教育事业，这在当时是难得和可贵的。

是谁能够鼓励包括汪达之校长在内的老师们安心乐教呢？是陶行知先生和他的人格魅力。我曾读到陶行知先生给汪达之校长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汪母患病，汪校长留校不能床前尽孝，陶校长主动赡养汪母，适时奉寄生活费用。新安的孩子去大上海闯荡一番，他又是竭尽全力地帮助、安排，让孩子们增长才干，获得活动的经费。特别是新安旅行团想置办1架电影放映机，他又动用了母亲的人寿保险金……物质上不遗余力，尽自己可以运用的一切力量，倾心倾力，帮助新安的孩子们，所以新安的孩子们不仅对“汪爸爸”充满感情，对“陶太师”也同样充满敬意。

陶行知先生创办新安小学，关心支持新安旅行团的活动，没有任何政治阶级目的性，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的教育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他的学术、良知和影响，为着民族大义，奔走呼号。在那个风雨年代，他甘为祖国奉献，被宋庆龄同志誉为“万世师表”。陶行知就是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一座灯塔，他用他主张的教育、学术以及广泛的影响力乃至智慧、勇气、力量，挽救旧中国的教育于狂澜之中。他是教育家，也是革命家，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作者系淮安市淮安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