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1980年国庆节刚过，席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元同志对我说：“老秦，恭喜你！县文教局通知你到创作组去上班。”我一听傻了：生产队刚把土地分到户，妻子又是个民办教师，田由谁种？心里老大的不情愿。再说，我一家五口人，当时只有一床被子，我如果带走了，妻子儿女盖什么？我不带被子，一个人到城里又怎么生活，怎么过寒？于是，我决定横下一条心：坚决不去县文教局上班。

过了两天，当王主任又在公社大院子里见到我时，奇怪地说：“九凤呀，叫你去文教局上班的，你怎么还没去啊？”我据实相告，他一听，皱起眉头说：“分田到户这不是理由，你望望我们这大院子里，哪个家不在农村，哪一家不种田？至于进城没被盖，我做主（他分管公社后勤），你把我们公社招待所的铺盖拿一床去。”这一来，我无话可说了。于是，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背上公家的那床被子进了县城。那是1980年的10月4日。

我当时是公社民办文化站人员性质，每月由县财政发12元补贴费，社办企业再给我12元，合计每月24元的报酬。进城工作，公社的12元不好发了，改由县文化馆给补上。文教局给了我文化馆内一间10平方米的住房。不久，我的两个儿子先后进城读书，女儿进城做工。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铺了两张床，还要放上一个煤球炉子烧饭。

一次，小偷竟然撬开我家门锁，接着又撬开了我写字台的抽屉，可怜他翻箱倒柜，只偷走了我一块已弃用的中山表（这种表出厂售价仅30元）和硬币三角七分。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乘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东风，我的路越走越宽。先是1985年我由江苏省人事厅以有特殊贡献的人才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被正式调进中共淮安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1990年获省总工会“自学成才奖”，随后又被调进淮安县广播站、淮安人民广播电台担任领导工作。直到1991年被选调进周恩来纪念馆工作。

在宣传报道工作上，我曾20多年获《新华日报》先进通讯员称号。在县广播站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曾获得全国优秀广播稿件三等奖、全省一等奖的好成绩。到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后，由于有了工作之便，我先后拜访了华国锋、赵朴初、张爱萍、李琦、童小鹏、罗青长、顾明、吴庆彤等和周恩来有过工作关系的人以及他的亲属共近400人，为我扎扎实实地研究伟人周恩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社会上有人总结我的四大贡献是：

一是纠正了周恩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周家亲属们搞错了周恩来家世方面的错误达20多处，受到了参加2018年10月底在天津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认可和赞扬。

二是我建议把1841年在虎门殉国的淮安人关天培由原来的民族英雄转变成人民英雄、革命烈士。这个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认可。

三是把抗日小英雄、车桥镇的王元甲由“文革”中被人们误说汉奸报批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第二个“王二小”式的少年抗日英雄。

四是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并证实了伟人周恩来不仅参与了新安小学的创办，而且还是该校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这一重大社科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工委的认可。

同时，这几十年内，我还为机关、学校、企业、工厂、农场以及驻军等单位作学习周恩来精神和学习关天培、王元甲等爱国精神报告800多场。

综上所述，由于我个人进城40年来取得了社科方面的成绩，2012年被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表彰为“全省理论宣讲先进个人”，2013年被淮安市人民政府表彰为“第三届淮安市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2014年被省委老干部局老干部党校聘为兼职教师。

盛世欣逢喜庆日，今年是新中国的七十华诞，我每每想到这些，都想振臂高呼：祖国万岁！

（作者系退休干部，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