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金

（上接2939期）

刘铁云之于罗振玉

刘鹗出生于清咸丰七年，丁巳，即公元1857年。郡望镇江丹徒。以字铁云行世。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时同治五年，丙寅，即公元1866年。刘铁云长罗振玉9岁。刘鹗的父亲刘成忠于光绪三年，丁丑，即公元1877年因病从开封任上辞官奔淮安卜居，说明在此之前，已将淮安地藏寺廖姓房产买定。家属子女早经寓居淮安，并着长子刘渭清孟熊打理家务。刘父在淮安过世那年，刘鹗21岁。刘鹗17岁结婚，娶妻王氏，由此似可推断，至少在刘鹗结婚前后，即同治十二年，癸酉，即1873年左右，刘家在淮安的房产已经搞定，因此，出生于淮安的罗振玉才有可能与之相识相交。而罗振玉所以在《梦痕录》中说起初“不欲与君接”，除了年龄上的差异之外，当时在性格上也未必相合。

（一）然而，天不转水转。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由相识、相交、相知直到相惜，以至于结成儿女亲家。

罗振玉家道清贫，不敌刘家。其父罗树勋仅做过江宁、清河县丞。但罗振玉却早慧，四岁即入塾读书，15岁就成了秀才。年轻时，因无祖业可守，1890年，当其年25岁的时候，只得在乡间做塾师以维持生计，一边还不堕青云之志，刻苦读书，揣摩学问，属于自学成才的一类。由于束修菲薄，难以养家糊口。好在之先就结识了刘铁云的兄长刘渭清，后来又与刘铁云相识相知，所以，刘家兄弟出于同情，有心递出了橄榄枝，将罗振玉延为西席，让其在刘府教书。其时，当在1895年新春，此时罗已31岁。而刘铁云的文孙刘蕙荪先生则说在1894年，甲午。其时，刘大绅即刘铁云的四公子刚8岁。罗振玉教授刘鹗的长兄刘渭清次子大临，三子大猷，刘铁云的三子大缙，四子大绅及邻居家的几个孩子，每年束修200元，是原来在别人家的40倍。罗振玉有了这不菲的收入，生活总算有了改观。每每课读之余，更可放开手脚从容地钻研他的学问。如此，罗振玉与刘铁云的关系，又由朋友转变为西席与东家的关系。

（二）罗振玉毕竟不是池中之物，他有才华，有理想，有追求。正所谓锥处囊中，终有锋芒毕露的时候。

1840年甲午海战，满清完败。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所谓“西学东渐”，适逢其时。于是，他又潜心研究农业，终至辞馆不干，另辟蹊径。1896年，他迈出了人生第一步，与蒋伯斧在上海创立“农学社” ，并设“农学馆” ，创办《农学报》；而此时的汪康年，则办起了《时务报》，两者极一时之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因之，罗振玉与日本人交往过甚。1898年，罗振玉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梁启超、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而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刘铁云的身影。刘铁云总是乐赞其成。做了罗振玉事业上的积极襄助者。1900年，罗振玉任湖北农商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来受张之洞之请，任武昌江楚译局督办，还先后担任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此后赴日本国去考察教育；次年，在湖北办起了教育杂志《教育世界》。这本杂志，是我国最早专门讲教育的杂志。而刘铁云一笔就投资了500大洋。按照罗振玉的说法，他为什么会把触角伸向教育领域，是因为“文襄（张之洞）委予襄办江楚译居。”

刘铁云一直称罗振玉为“罗叔耘” 。可以说，在此期间，有了刘铁云在精神和财力上的倾心相助，罗振玉的事业才得以扶摇直上。刘铁云对罗振玉的事业十分关切并赞赏有加。可见之于他的《日记》。光绪31年，乙巳，即公元1903年。这年二月，刘铁云曾专程去苏州参观罗氏所办的“江苏师范学堂” 多天 。他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饭后至师范学堂，井井有条，罗叔耘真人杰哉。”

（三）这是刘铁云在事业上给予罗振玉的襄助。在金石碑帖研究领域，刘铁云也充当了一个先行的“试水者” 。关于这方面的史实，有文字可考的，则散见于刘铁云存世的三部《日记》当中。其中多次记述了彼此之间的交往。内容大抵是互相间金石碑帖的交流、互换、赠予、切磋。也包括对金石碑帖的鉴赏和研究。

例如，《辛丑日记》三月初九以及六月廿一日有记：分别接到罗叔耘的信，罗为刘“购得宋拓集王书《圣教序》”；“与所藏南宋拓本校勘一过，喜不自胜。有此两帖，学不能进，何以对天乎？”

《乙巳日记》正月十一日有记：“罗叔耘赠我宋高宗书《礼部韵略》”；三月初八：“叔耘送所藏《景君碑》来，在庞本上，不及唐本颇多，亦明拓也。携明拓《晋祠铭》以归” ；三月十日：“与叔耘约同拜费西蠡太史，观碑帖”；三月十五日：“送《淳熙帖》给叔耘，相与观赏久之” 。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如果刘铁云不是在践行他那以养天下为己任的初心，如果他不旁鹜八极，拼命去寻求实业救国的路径，而定下心来钻研学问，一门心思扑在金石碑帖的研究上，其兴趣和学识并不一定逊于罗振玉。例证仍可举之于刘氏日记：《乙巳日记》九月廿二日：“午前编唐志，计第二等28种；第三等40种；四等，40种；五等，40种。”九月廿三日：“午前覆刊唐志题名，升降数名，已定案矣。”许多证据链可集中到一个点上，就是：在罗振玉登上国学大师颠峰之前，至少在这个时期，刘铁云花在金石碑帖研究领域上的功夫及其学识见地，至少可以同罗振玉比肩，甚至难分伯仲；而这一点，或许早已被学界所忽视或无视。

（四）刘铁云不仅在生活上、事业上给予罗振玉以相当的襄助，在学术上有切磋往来，而且在仕途上，也一度充当罗振玉的重要援手。刘铁云凭借他能上通王公大臣，下接人间才俊，外联洋商大亨的人脉关系，也曾结识当时在朝廷学部任左丞一职的乔茂轩。无论怎么说，乔茂轩也称得上是罗振玉步入仕途的重要推手，而刘铁云则充当了第一推手。首先，必须说清楚刘、乔之间的关系。仅举一例，可见全豹。太谷学派的传人李龙川逝世后，太谷学派一度式微；后在刘鹗和毛庆蕃的操办下，于1902年（壬寅）在上海举行了南北合宗的愚园之会，并以北宗黄葆年、南宗蒋文田为山长，定于苏州葑门十全街合宗讲学。岁月的年轮已辗转到1905年，这一年的五月初四，身为朝廷命官的乔茂轩，居然专程从天津南下赶赴苏州，在刘铁云的引荐和陪同之下，拜从太谷学派为弟子。要知道，要想成为太谷学派的弟子，必须走一定的程序。入门者名之为“拜从”，还必须由门派内资深者作“引见”人“推荐”入门，还必须行大礼。请观其略：刘铁云在他的《乙巳日记》（1905年）中有记：“五月初四日：乔茂轩自天津来”；“初六日：（乔）未刻下船，毛潜之所雇大船也”；“初七日：（乔）下午三钟到苏州”；十一日：“引乔茂轩行礼”；十二日：“晴。斋戒。”由此可见，二者关系匪浅。而刘铁云正是借助这位厚友，极力向其推荐罗振玉。现有足够的证据链为佐：《乙已日记》(1905) 八月十三日：“午后至乔茂轩处，谈至夜归，议举罗叔耘入学务处。允作函。”说明第一个起身炮已放响，乔茂轩表示同意向朝廷写奏章。同月廾五日：“至乔茂轩处，送昨日接叔耘电报也。”刚刚于本月十三日刘、乔二人达成口头协议，仅仅过了12天，罗振玉就接到了通知，至少说明调罗振玉进京履新有了眉目。同年十月十四日载：“再拜乔茂轩，知奏调折子于19日已发”。如果此“19日”不是笔误，当为上个月的十九日，即九月十九日。说明乔茂轩保举罗振玉的折子早已生效，被朝廷获准。前后也就间隔了一个月的时间，已属快捷，可见得力。罗振玉进京做官，已成板上钉钉。总之，这是1905年的事。前前后后，都是由刘铁云一手牵的线，搭的桥。白纸黑字，铁案如山。

按理，罗振玉丛此走马上任，早已毫无悬念。可是按照罗振玉在《集蓼编》中的说法，他起初并不想去京高就，其第一个理由就是正在丁父忧，没有及时到任。对此，刘铁云是深为可惜的。他在同年的十月三十《日记》中写道：“接上海信，知罗叔耘丁忧，官运可谓不济矣”！

之后，却出现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甚至教人大跌眼镜：罗振玉对进京做官一事似乎根本不领刘铁云的人情。他在《集蓼编》中却作如是说：“忽得端忠敏（方）电，谓学部初创，相国荣公已奏调君，请即入都。”云云。且看下文：“予时既决计不复入世，乃以居丧回辞。”说得信誓旦旦，但在翌年，他还是“挈妇将雏” 携带全眷进京履新；并且把女儿（罗孝则）女婿（刘大绅）都带上了。不过，他高情难却，假辞说：“不得已，乃入部上谒” ，“宁知由此竞不获遂初意耶！”乍听起来，似乎有点言非由衷的味儿。既然决计不复入世，那么后来却为何竭尽全力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不惮顶着万世骂名拥戴溥仪做伪满洲国的皇帝，甘心去当满州国的高参？前倨而后恭，形成强烈的反差。经罗振玉这一说，他能由南洋调任学部参事兼农科大学监督的升迁与刘铁云和乔茂轩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此中根由，一时难辨。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之前有了刘铁云的铺垫，至少成功地说服了乔茂轩，乔茂轩也确实帮了大忙，奏请了相国荣公。而罗振玉却把这次的升迁，毕其功于端方大人一人之身。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现在不妨了解一下端方（忠敏）的履历：这位仁兄曾被时人誉之为开明人士。在他担任封疆大吏期间，曾先后办起了百余所新式学校，对开创中国的教育，可谓居功至伟。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他代任两江总督，府署设在南京。在任期间，创建了暨南大学，并鼓励学子出洋留学。期间，罗振玉正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且任监督。据说是受了端方的委托。罗振玉聘请日本人藤田丰八为总教习，派王国维任委员，因办得“井井有条”，因此颇受端方的赏识，被端方看重为人才。但不管怎么说，之前是刘鹗和乔茂轩为之举荐进学部早已作了铺垫。顶多说，是在水到渠成的情势中，端方又助推了一把。刘、乔二人为罗振玉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而在光绪31年，即1905年，端方则早已调任湖南巡抚；同在这一年，被清廷派往西洋十国考察教育。罗振玉却似乎自己一口咬定：他的升迁，全赖端方之力。

而恰恰是这位端大人，也是一名金石专家，与刘铁云是同好，彼此还有一定的交情。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时，当接到袁世凯令其抓捕刘铁云的多封密电后，一再拖延时间；最后，袁世凯居然派了一个亲信杨文骏专程来宁督办。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口风故意透露给刘铁云的挚友王孝禹，示意让刘铁云出逃。谁知道阴差阳错，王孝禹写了个密信派家丁专门送到刘府，先后两次都被刘铁云无知的仆人李贵挡了驾，才出了事。对此，端方爱莫能助，只有仰天长叹，曾一度大悔。

再说那乔茂轩，真是个性情中人，称得上是刘铁云的铁哥们。后来还把刘铁云的四公子即罗振玉的长婿刘大绅推荐入学部图书局任局员。

(五) 再次，要说到甲骨学了。如今，学界公认，视罗振玉、王国维为甲骨学顶级大师，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却忽视乃至无视刘铁云的功绩。其实，刘鹗才是中国发现甲骨文字并命名为甲骨文的第一人；而且也是率先考释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更是把甲骨文内容判定为殷商卜辞的第一人。《铁云藏龟》的面世，为后继研究者打开了山门。《铁云藏龟》将甲骨文第一次拓印成书，可视之为我国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刘铁云曾耗费相当精力对其所收藏的五千余片甲骨，逐一进行清洗辨认，并缜密地进行破译和考释，可惜后束原稿全部散佚。其中虽有一些讹误，也在所难免。但毕竟为后继者们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对此，胡适倒说了一句公道话：“他的一部《铁云藏龟》要算是近年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王国维和罗振玉们，后来都是从刘铁云处见识到甲骨文的实物，并激起了他们后续研究的兴趣；这是无法否定的史实！

在刘铁云存世的三部残缺的日记中，对考释甲骨文的活动，多有记载。总的来说，从甲骨学的角度来说，根据仅有的史料，也足以奠定刘铁云作为甲骨学之父的地位！其实，罗振玉倒也说了大实话：《刘铁云传》的劈首一句就是：“予之知有殷墟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由此推之，则罗、王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实是续了刘铁云的余绪。刘铁云倒是实实在在地充当了开路先锋，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

刘铁云在这方面的艰辛劳动，还可见之于他的诗作。在他的《遣兴》诗中写道：“终日摩挲上古铜，有时闲坐味无穷”“读画夜深鱼钥冷，校碑昼永蜡灯红”；在《自嘲》诗中则吟道：“铁公好古如好色”“骨董鬼子雁行来，抱负牛腰横床侧”；在《论泉绝句》中更显示了他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商字分明合了然，商城布字得其全。只因误解京垂字，几削成汤四百年。”当时有人把鼎彝上的一个“商”字误释为“京垂” 两个字；是刘铁云作了订正。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刘铁云在考释殷墟契文和钟鼎彝文方面有那么一种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对此，罗振玉也曾直言不讳。曾亲口对刘铁云的四公子刘大绅的儿子刘蕙荪即罗的亲外孙说过：“庚子辛丑间，你祖父在京收得王文敏（即王懿荣）藏诸家彝铭拓本，多前人所未著录。曾和我商量仿《捃古录全文》例，以原拓本影印附以释文，为捃古之续。我极力怂恿，期观厥成。后来他被祸，当然就谈不到此。住在日本时，因所藏拓本至四五千件，又和王静安（即王国维）商著此书，竟故人未竟之业。”云云。而在刘铁云被祸之后，所有可考甲骨三千余片，以及刘铁云所藏的贵重拓本，包括《铁云藏陶》等，悉数归于罗振玉之手！罗著《贞松堂集古遗文》正是当年刘铁云打算在仿《捃古录全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甚至包括《殷墟契文》，也是建在刘铁云考释甲骨文字的成果之上。可惜的是，至今学界也没有正视这些历史细节。但罗振玉还是说了实话：他是在“竟故人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