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树斌

“她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生，她不只是在工作上上进，也享有人民的敬仰。士绅阶级尊敬她的学识，老百姓也永远纪念她的勇敢。孙县长是共产党的才女，是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办事的好县长。”这是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朗1946年采访孙兰时对她的评价。

从农村走出来的巾帼英雄

孙兰，原名韦毓梅，笔名姜平，1913年出生，1936年入党，江苏盐城秦南镇刘村人。她七岁前一直生活在盐城农村，熟知农民疾苦，这或许造就了她一生为百姓奋斗的初心。1926年入上海启秀女中读书，她思想进步，学业优秀，高中时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18岁的孙兰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参加“左联”，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骨干。她积极组织救亡活动，带领同学去南京请愿。在校内组织了一批同学阅读进步作家的著作，并开始了与鲁迅先生交往，翻看《鲁迅日记》，里面留下了不少她与鲁迅夫妇交往的记载。生活中鲁迅夫妇亲切地称呼孙兰为“韦姑娘”、“韦伊兰”、“伊兰”。

1934年，面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不断加剧，蒋介石却攘外必先安内，孙兰瞒着祖父母，怀揣着理想，只身来到“五·四”运动发源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她的视野更加宽阔，意志更为坚强，参加革命活动更为活跃。在日军侵占华北、国家危亡之际，地下党员蒋南翔组织成立了清华大学“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这一组织成为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前夕清华学生的核心力量。孙兰带头响应，发动和组织清华大学女生积极参加自卫会活动，使自卫会的凝聚力、号召力在清华大学迅速发酵扩大。作为党内牵头人，孙兰成立了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清华女生学习小组，有50多人参加，人数占清华女生的一半。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京6000多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反对国民党卖国内战政策。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这次学潮中，孙兰不怕逮捕坐牢，不怕杀头，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显现出过人的组织才华，被同学们推崇为学潮领袖之一。

1936年孙兰清华大学毕业，受党组织派遣返回上海，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被学生推为代表，去南京向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当面请愿。她慷慨陈词，痛诉国难，呼吁国民党当局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受到了北平、上海大学生们的一致称赞。在党的地下活动中，她经常为《上海妇女》《妇女生活丛书》等杂志撰写文章，宣传抗日、鼓励妇女参加抗日活动，后来还担任过《上海妇女》等刊物的编辑和主编。在各项革命活动中，孙兰结识了许多影响了她的人物，宋庆龄便是其中之一。“七七”事变后，孙兰发动上海女工参加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何香凝为主席的“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经常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一起工作，成了她们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孙兰颇受宋庆龄的喜爱，宋庆龄曾对她说：“小韦，你就改姓孙，叫‘孙男’吧。”后来孙兰撤退苏北地区工作，就改成了这个名字，只不过把“男”字换成了如今的“兰”字。

1941年12月，蒋介石无耻的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更加残酷，孙兰的身份也随之暴露，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孙兰于1942年辗转来到了苏北解放区工作。

走马上任第一位淮安女县长

来到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孙兰先后在涟东（现涟水县）、建阳（现建湖县）任文教科长，盐阜区行署文教科科长，苏北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的金秋时节，新四军三师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克了敌伪坚固设防的历史名城——淮安县城。就是这一年，身为新四军女干部，年仅32岁的孙兰，受党组织指派，先后担任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县长。在县长任内，孙兰同志一手拿枪，一手执笔，反“扫荡”，打游击，写文章，作演说，审汉奸，修文渠，样样拿手，被大家称为“文武双全的女中丈夫”。

顺应民意严惩汉奸沙贵章、高必发。在日寇侵占淮安期间，汉奸卖国贼沙贵章、高必发二人，一个任淮安县长，一个任大队长。他们丧失民族气节，背叛祖国，投降日寇，丧尽天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为了效忠他们的主子，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致使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1945年12月26日，在淮城市中心的体育场，孙兰主持召开了3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审判沙贵章、高必发。沙贵章、高必发二犯被五花大绑押至台前。孙兰身着新四军制服，精神抖擞地站在一把椅子上，代表县政府在大会上讲话。她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使我们国家和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在日寇横行淮安期间，沙、高二犯依仗鬼子的淫威对淮安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是我们民族的败类，人民的死敌，必须严惩不贷。孙兰提高嗓音继续说：现在抗日民主政府支持广大人民，有冤伸冤，有仇报仇，坚决向这两个汉奸算账。话音刚落，控诉的人群拥到大会场前面，一位60多岁的老奶奶流着眼泪，怒气冲冲地指着沙、高二犯，“你们带鬼子下乡烧杀、抢掠、奸淫，用刺刀把我的儿子戳死了，今天我要你们抵命……”根据群众的冤情、呼声和沙、高二犯的罪行，大会临时法庭依据苏皖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叛国罪暂行条例》有关条款规定，判决沙贵章、高必发死刑，立即执行。没收沙、高二犯抢劫、搜刮人民而来的财产，以作赔偿群众的损失，救济贫苦人民。

到会的群众，纷纷赞扬女县长孙兰同志的讲话，说她真正代表了人民的要求，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伸张了民族正气，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倾听民声疏浚文渠方便群众生活。淮安城内的文渠，古为市河。明代景泰年间，淮安知府丘陵、山阳知县刘淳，拨款疏浚行舟，同时也是人民饮用水水源。文渠全长2505丈，贯通老城、夹城与新城之中，逶迤延伸城区各个主要街道和市民集中居住的地方，历代都是清流滚滚鱼逐虾跃的小溪，渠上建筑桥梁就有52座，不仅保证了人民生活用水，而且还可供游人划着小船观赏岸边风光。

国民党统治时期不顾人民死活，对人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不闻不问，使文渠年久失修，到处坡塌底浅，大量的垃圾、杂物等抛入渠内，使原本滚滚清流的文渠，变成了死水一潭，夏天臭不可闻，苍蝇蚊子满天飞，不仅严重污染了环境，而且断绝了人民饮用水之源，许多人家不得不依靠自家院里的砖井取水饮用，没有水井的人家，就要花钱从里河里买水生活，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而且生活很不方便。

淮安县城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民主政府早日疏浚文渠，解决千家万户的生活用水问题。根据群众的呼声，解除人民疾苦，帮助群众所需，成了县政府首先要办的大事。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淮城文渠疏浚委员会”，推举孙兰为主任，具体负责文渠疏浚的工作。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实做好，孙兰选调了不同类型的干部，组成专门调查勘察小组，沿线检查，计算土方和工程量。并召开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界代表、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社会贤达等人员会议，共同讨论文渠疏浚的施工方案、经费筹集、工程指挥、民力动员等等有关事项。会议邀请精通水利的知名人士汪渭珍先生为技术指导，委员实行集中办公，地点设在兴文街东头南侧叶家大院今楚州宾馆院内东侧。

在文渠疏浚过程中，兼任疏浚委员会主任的孙兰，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亲力亲为，过细审查工程项目，多方面筹集资金，与驻城机关联系，动员机关干部、职工、部队指战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随时检查、抽查工程进度与工程质量，解决工程中的棘手问题，使整个工程进度快、工期短、质量好，经过大家43天的垃圾清理、挖淤砌岸、车运马拖、筑堤建桥的连续奋战，胜利完成了文渠的疏浚工程。

文渠疏通了，污水排走了，清洁之水在文渠内缓缓流淌。1946年4月2日上午，文渠疏浚委员会在巽关的工地上，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庆祝文渠疏浚工程竣工，孙兰等疏浚委员会的几位领导同志为工程浚工剪彩。此时正值春暖花开，柳披黄芽，桃绽红蕾，与会者兴高采烈、衣褂齐整、精神焕发，当清澈的文渠水流到巽关时，群众掌声、笑声、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随着人们的欢声笑语，孙兰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漫步在文渠河畔，看到许多居民争先恐后地肩挑盆舀取水，妇女们在渠边淘米洗菜，洗涤衣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关注民情深入一线访贫问苦。抗日战争胜利后，淮安县开展了减租减息、反奸除霸的群众运动。当时石塘、平桥、马甸、丁澄区以及淮城市，都是刚刚解放的地区，有不少封建恶霸的残渣余力尚未来得及清除，苦大仇深的群众觉得无处诉苦。运动开始后，有不少群众到县政府上访告状，要求人民政府为他们撑腰，彻底清算恶霸地主的罪行。孙兰对于这些告状的群众，都是和蔼可亲的热情接待，详细询问受害经过。有时她亲自记录，有时交司法科立案调查，有时把受害者的状纸，专门写信批转给有关区、乡，交给群众揭发批斗。批斗后需要法办者，再立案查办。有的群众到城内把地主押回乡下，清算减租减息账目，孙兰县长都大力支持，要求淮城市和有关区镇大力配合。

1946年11月2日，占领顺河集、孙庄至茭陵一线的蒋介石军队，被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得惊魂失魄、落荒而逃。第二天，孙兰就在顺河区副区长许志友同志的陪同下，步行去顺河区，检查了20多个村庄。她首先让各乡、村、镇政府立即恢复办公，要求民兵维持好生活秩序，自己亲自着手调查各户损失数字，对全区被蒋军无辜杀害的村民，分别给以抚恤，最多的给小麦700斤；房屋被烧毁的，按照损失程度救济小麦100至250斤；被蒋军打伤的村民，除医治外，另补助粮食100斤。对被敌人杀害、洗劫、烧毁的农民家庭逐个走访慰问，详细询问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家庭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同时，还拨出一部分建筑材料和经费，为被敌人烧毁房屋严重的人家重建新房。10月份是涧北地区三麦播种的最佳时节，因为蒋介石军队打内战，这些村庄和田地，变成了他们争夺的地盘和残害人民的战场，成片的良田被抛荒。孙兰焦急万分，对随行的许志友同志说：“这是一件大事，现在不种三麦，来年老百姓吃什么？你们区里干部要分头到各乡帮助群众解决好种子，组织犁耙，日夜抢耕抢种，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全面内战，淮安县境内还不平静，时不时的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出没为非作歹。孙兰县长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夜以继日的工作，慰问群众，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把党的温暖送进了群众的心里。淮安群众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孙县长是我们的贴心人”。

后来孙兰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淮安是一个可爱的县份，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说着颇为悦耳的淮安话，有着悠久的文化遗址，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广大肥沃的土地上，盛产大米、棒头、小麦、花生、大豆，在湖荡河塘中，盛产鲜鱼、大虾、螃蟹、莲藕等。淮安人十分眷恋故乡热土，我来淮安后，曾步行许多村庄，人民辛勤愉快的耕作、播种、锄草和收割。妇女们学会纺纱，纺车吱呀吱呀均匀的响着。春天，我们全县43万人共同熬过饥荒。还开了两条河，渔滨河和衡河，这两条河好似淮安的两条动脉，它将减少水灾对淮安人民的威胁。我来淮安一年多时间了，已与淮安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千丝万缕的眷恋之情……”孙兰在任淮安县领导期间，始终把满腔的热忱化作为淮安人民服务的动力，将自己的身影深深地烙进这片她深爱的土地。

1947年1月，孙兰调离淮安，任华中五分区专署一处处长，后又调任江淮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等职。全国解放后，1952年调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1959年调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

“文革”中遭到了残酷迫害

到任上海工作后，为了迅速打开上海教育工作局面，提高上海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孙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制订了《中小学工作条例》《中小学学生守则》等一系列文件，使上海的中小学工作有章可循，全市的教学、教育步上了正确的轨道。孙兰坚决抵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左”的偏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她的领导作风给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64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会议上接见上海市领导干部和部分代表时，他紧紧地拉着孙兰的手，诙谐地向大家介绍说：“你们上海的孙兰姑娘，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淮安县的父母官……”总理一句赞扬的话，说得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心里由衷地敬佩孙兰同志。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孙兰作为老干部、老革命、老党员，她性格豪爽，胸襟坦荡，对待同志实事求是，表里如一。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她首先受到了批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被连续拉去批斗了一百几十场次，身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精神上受到了无情折磨，1968年4月8日，这位深受淮安人民爱戴的女县长被迫害致死，年仅55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年11月，党组织决定为孙兰同志平反。

（作者系淮安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