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志庚

漕，以水转谷也。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封建朝廷利用水运将粮食调往京师或指定地方的运输方式，为维护封建王朝生存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历代王朝都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并配备漕运的官员。早在唐代就在处于大运河中段的淮安设置转运使，宋朝设置了发运使，元朝设置了漕司二使，到了明代永乐元年（1403），永乐帝派亲信重臣陈瑄任漕运总兵，驻节淮安，专门负责治理漕务，洪熙元年（1425）朝廷命漕运总兵开府淮安，并加“镇守淮安”的职衔，景泰二年（1451）因漕运不济，朝廷认为漕运应由文官受理，于是命“素有才望”的副佥都御史王竑首次以“漕运总督”之职驻节淮安，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俗称“文武二院”。漕运总督是明清两代主管漕运的官员，他们掌管着长达1700余公里的水路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鲁七省，受其节制，运河沿线有1.2万漕船，12万漕军听其调遣。因此，漕运总督可谓位高权重。

历代封建王朝对漕运总督遴选都十分慎重，其多为勋臣世爵，明清两代，就任淮安漕运总督的共有262任，其中，明代为122任，清代140任，其中不乏名流俊杰，他们为漕运事业和振兴作出了一定贡献，并为世人赞誉。如首位试行海运的漕督王宗沐和治河泰斗潘季驯，有为官清廉而得到世人拥戴的三督漕运的陶琰，有不受馈遗的傅希挚，“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也有坚持操守为国捐躯的，如为明王朝举家捐躯的朱大典以及壮烈殉国的史可法。还有在文学艺术上卓有成就的，如郎窑创始者郎廷极，理学家杨锡绂，“清四大书家”之一的铁保，一代文宗阮元等。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在历史上产生负面影响的贪官污吏，有的贪财恋色，甚至卖国求荣而令世人所不耻。

三督漕运的陶琰

陶琰（1449—1532），字廷信，别号逸庵，绛州人，少时聪敏好学，过目成诵，成化七年乡荐第一，十七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

陶琰为官公正严明，曾在多地任职，每到一地，访民间疾苦，黜属吏贪婪，有口皆碑，明正德五年（1510）九月，陶琰改任都察院副都御史，初任漕运总督（兼巡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并徐、滁和府州地方）陶琰到任秉公办事，凡有督运者求索无厌，均绳之以法，民心称快。《漕运通志》对陶琰评价：“刚人多大略。”

明正德六年（1511）八月，陶琰转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次年升右都御史。其时，海边飓风大作，海堤毁坏三百余里，居民淹死者数以万计，陶琰连忙前去视察，并拿出自己的俸银，赈救了八万余口。还平息了因水灾引起的骚乱。皇帝加俸从一品，浙人感恩不尽，建生祠祭祀。

正德七年，陶琰因病辞官回乡，未许，并于正德九年（1514）命陶琰二次督漕，权贵闻风悚惧，百姓欢呼雀跃，陶琰在淮浙五年，曾七次申请辞官，获准后家居七年。

正德十六年（1512），明世宗登基，陶琰第三次总督漕政，淮民欢声雷动。不久，升任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任工部尚书，离淮时，淮民倾城出送。

陶琰三次督漕，功勋卓著，因其清正廉明，深得朝廷及百姓肯定和欢迎。

弘治十四年（1501），他在福建按察使任上，生活俭朴。每顿饭只要一碟清淡的素菜，百姓送他雅号“青菜陶”，他累计任官四十二年，身边没有多余的财物，往来行李只有三担，当时人称“陶三杠”。

陶琰做官在外，多次给儿子陶滋写信，教导他勤俭，谦逊，为官要清正廉明，后人将其信件汇编为《诫子书》。嘉靖十一年（1533）陶琰病故，享寿84岁，谥号恭介公，名列绛州乡贤祠。

不受馈赠的傅希挚

傅希挚（生年不详—1509），字承弼,别号后川。衡水人，明嘉靖二十八年中举人，三十五年中进士。初授安邑知县，便有“节爱廉明，民以父母戴之”之誉。后升往户部主事。嘉靖四十年主持上谷郡（今怀来县）财务审计，上缴朝廷额定的赋税后，尚余万金，按当时的惯例，地方长官可以私分肥己，傅希挚分文不取，全部上报户部。

嘉靖四十四年（1565）以户部郎中出任淮安知府,乾隆光绪的“淮安府志”说其“厘弊肃法，冰蘖自厉”。“节省停调，一切报罢。”意为删除过去的弊政，严格执法，清廉自守。

隆庆二年（1568）傅希挚升任淮扬兵务副使，因其平倭有功，又升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五月升任顺天府府丞，十一月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可谓官运亨通，直至方面大吏。

万历二年（1574）四月，傅希挚被任命“巡抚山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即河道总督。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以原任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在淮督漕，原定淮扬徐州榷税，留三年以备河工，三年满时，傅希挚上书朝廷，请求永留榷税为治河使用，未准。万历十一年，又上书朝廷，说,清江浦至西桥（今河下）一带堤岸,当黄淮扫湾之冲。近年黄流日刷,堤岸单薄,万一啮决,则运道、生民俱受其害。合将旧堤亟为修砌，限万历十二年秋黄水未发之先报完。完工日将工费核实奏缴。得朝廷同意，十二月，被召京任户部管事，故传傅希挚任漕运总督只有十个月时间。

据光绪《淮安府志》同治《山阳县志》载，说傅希挚在淮期间“号令严明,凡饬漕濬河,每先期集事”,而从不接任何礼物，卸任时检查物品，令下属登记，仅有黑纻布一块，他就将布送给下属，下属们即将纻布撕开，每人分得尺余作纪念。有的人还在布上画上傅希挚的像，供奉起来，一时传为佳话。

抗清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明末政治家，军事统帅，字宪之,号道邻，河南开封人，为东汉溧阳侯史崇第四十九世裔孙，官至督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因抗清被俘,不屈而死,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南明朝廷谥之忠靖。清乾隆追谥忠正。其后人收其著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明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吏部进言：“漕运总督，宜重驻节淮上；当以史可法总督漕运，巡抚凤阳”，九月，朝廷即命史可法督漕，刚刚守孝三年的史可法脱下丧服，即升任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并巡抚凤阳、淮安、扬州等，兼督漕运。漕督可谓位高权重，但因陈规陋习和积弊最多，时年缺额数百万，史可法到任后，即奏请罢免不称职的督粮道员三人，增设漕储道员一人，并疏通河道，漕政大为改善，其名乃愈彰。同时，史可法又致力于江淮间建立军事重镇，以保关联七省的漕运畅通无阻。他在辖区内开屯田，修城墙，访察贤明人士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终日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的经营下，江淮南北，百姓安居乐业，军队衣足粮丰，一派欣欣向荣。

史可法42岁时，尚无子嗣，夫人杨氏劝其纳妾，而史可法想的是“皇帝所差（指漕运）刚刚理出头绪，哪有工夫考虑此等事”。此事一经传扬，皆曰：“史公，一不贪财，二不爱色，人中豪杰也。”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史可法卸任漕运总督，升往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逼北京，崇祯帝自杀身亡。当时的藩王有淮安的福王朱由崧，在汉中的瑞王朱常浩，在荆州的惠王朱常润，在衡州的桂王朱常瀛，到底由谁继位，几经周折，最后立福王任监国，史可法亲到淮安迎福王到南京，因太子不知所踪，福王朱由崧继任帝位，年号弘光，即为南明朝之始。因史可法在朝中受排挤，自请督师扬州，镇抚淮、扬，被加封太子太保，任兵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后又加封为太子太保。

因福王昏聩，权臣当道，南明王朝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史可法竭力维持，苦心支撑，但也难挽危局。

清多尔衮进入北京后，摸清南明形势，知史可法是唯一可虑的人，便派人致书史可法招降，史可法回信“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戳，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语气铿锵有力，成为流传后世的千古名篇。

清顺治二年，清兵围攻扬州，守城将拔营投降，史可法亲率兵属拒守，决心与城共存亡，清将多铎多次诱降，均被严辞拒绝，后不幸被俘，被害，时年45岁。

清兵在扬州屠城十日，尸骨堆积如山，史可法遗体难以辨认。一年后，扬州百姓及家人以袍笏招魂，葬在扬州郊外梅花陵，人称“史阁部”，南明赠谥“忠靖”。后他的玄孙史开纯汇集其遗稿，刊成《史忠正公文集》四卷。

“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

在明代122任漕督中，绝大部分都能忠于职守，颇有功绩。到了清代的140任漕督中，也有不少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甚至舍生取义者，首推被清康熙帝称为“天下第一清官”的施世纶。

说起施世纶，可谓一位传奇人物，字文贤，号浔江，为福建晋江衙口村人，后入汉军镶黄旗籍，为曾助康熙帝收复台湾的靖海侯施琅次子，康熙五十四年任漕运总督。

施琅有10个儿子，收复台湾时，有5个随军出征，其中也有刚24岁的施世纶。施琅得封靖海侯后，施世纶则以“荫”得任江苏泰州知县，后又超擢为扬州知府，颇有成就，又调任江宁知府，湖南布政使，安徽布政使。

康熙五十四年（1715）授云南巡抚，尚未到任，又降旨补授“总督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他在漕督任上，纠察积弊，清理羡金，弹劾贪官，革除蠹役，严加治理，保证京畿一带的军需民食，按时缴纳漕运税收，政绩显著。康熙五十五年，调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施世纶人称“施不全”，其貌不扬。施世纶因为施琅之子，故可世袭为官，但也作为贡生参加过殿试。康熙帝见其奇丑无比，说：“像你这等人，也好来参加殿试？”施世纶道：“皇上是以才取人，还是以貌取人？我如何参加不得殿试？”康熙帝顺嘴挖苦道：“脖子缩进耳藏肩，秃头斜眼腿划圈；前是鸡胸后罗锅，歪腮麻面身子弯，视君百年身后死，棺椁只须用犁辕。” 施世纶出口成章：“秃头明似月，麻面满星辰，独目观斜（邪）心，歪腮问正事；罗锅见真主，前胸藏诗文，只手扶社稷，单腿跳龙门。”康熙帝见其功夫，用其为“八府巡按”，令其考察地方官员，并赐其为“施不全”，后又赐为词官诗人。

施世纶任江宁知府时，父亲施琅去世，按常规，他应辞官回家，守制尽孝，百姓闻知，乞请施世纶不要辞职，希望他在任为父守制。乞请者达万人以上，因朝廷不能违例，准其辞官，百姓见无法挽留，便建一座“去思亭”，表达思念，倡议“一人一文钱”。投钱者人如流水，便在府署前建了一座亭子，俗称“一文亭”。

施世纶为官“廉惠勤民”，清廉公正。重教办学，力除流弊，官声颇佳。他为官多年，但笔耕不辍，著有《南堂集》八卷、《倚红词》一卷，他的诗句感情真挚，立意高远，颂扬得当，气势雄浑。他为官是“天下第一清官”，勤政之余，勤于笔耕，实在难得，他的英名可与其父施琅一样光昭史册，垂范千秋。

不愧为真宰相的刘统勋

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主人公叫刘墉，他与贪官和珅斗智斗勇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殊不知他的父亲刘统勋是被清乾隆帝称为“不愧真宰相”的一代清官。

刘统勋（1699—1773）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人。清雍正二年中进士时只有25岁，并从此入朝为官。曾供职翰林院并在南书房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实际上就是文书工作，一做十五年。乾隆帝即位后，认为刘统勋很有办事能力，升其为内阁学士，并派他去浙江，协助浙江巡抚嵇曾筠海塘治水，乾隆二年为刑部侍郎，后因母逝归籍守制三年。乾隆六年升左都御史、国史馆总纂。皇帝对其十分眷顾，委其以左都御史身份，署理漕运总督，是年48岁，署理漕运是临时代理，官职为左都御史。他在署理漕政期间可谓顺风顺水，没让皇帝烦过心，而更多是以左都御史身份审查了不少案件，他只看案情，不问亲疏，不徇私情，终身不失其正。

刘统勋署理漕运总督一职，只有短短六个月，这在他的官途上似乎是昙花一现，因其能力超绝，颇得皇帝器重。

乾隆十六年（1751），刘统勋之子刘墉中二甲第二名进士，也步入仕途，父子同朝为官，难免有非议，后在一次平叛时，引起皇帝误会，竟将其在京亲属包括刘墉治罪入狱，财产查抄，不久又释放，并退回抄家财产，并授其为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又调吏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力荐纪晓岚为《四库全书》总纂修官。

刘统勋一生为官，堪称清正廉洁，秉公无私，“家故有田数十亩，蔽庐一区，服官五十年，不增尺寸”。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773年12月29日）刘统勋奉命入宫议事，途中昏迷不省，乾隆帝立即派御医救治，但因其气息已绝，回天无术。乾隆帝十分悲痛，亲临其家视丧，但见府第低矮，家具简陋，厅上除一些桌椅，无其它任何摆设，做了五十年高官大学士，刘统勋家里竟如此贫寒，故乾隆帝大哭说：“如刘统勋乃不愧为真宰相，从此朕失一股肱之臣也！”下诏刘统勋晋赠太傅，入贤良祠，谥号“文正”。

在明清两代漕官中，还有一些漕督颇有官声，如人称“天下第一能臣”的陈鹏年、理学家杨锡绂、一代文宗阮元、还有任漕督之职时间最长的马桑格等。但是因漕督官高位显，权倾一方，也有不少为官不仁，贪财好色，甚至媚敌卖国，为世人所不耻之徒，仅举几例，让读者识其嘴脸。

酿成“血溅桃花扇”的田仰

南明时期，曾发生了一件“血溅桃花扇”悲剧，说的是一代名妓李香君与明复社四公子侯朝宗（方域）的爱情故事。李香君生于苏州阊门，原姓吴，八岁时随养母改姓李，名香，号香君。其父原是一名武官，因系东林党人，被阉党魏忠贤治罪后家道败落，漂泊异乡。

李香君后成了南京秦淮河河畔媚香楼里的名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能歌善舞，声名远播，其养母李贞丽仗义豪爽且又知风雅，所以媚香楼的客人多为文人雅士和忠耿正直的官员。而侯方域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合称为复社四公子，都为才华横溢的文人，常聚于秦淮楼馆，读诗论词，狎妓玩乐。时侯方域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而李香君为娇柔多情的青楼玉女，秦淮八艳之首，尽管香君为卖艺不卖身的名妓，但与侯方域一见倾情，两情相悦，愿结为夫妻。但因侯方域囊中羞涩，无力付给鸨母一大笔银子，得友人杨龙友雪中送碳，给予支助。但这笔银子并非杨龙友所有，而是时为戏曲家、文学家但品行低下的阮大铖所赐，求的是侯方域能入僚。侯方域得知后尚自犹豫，惹的李香君发飚，劈手脱下发簪，骂醒了侯方域，香君变卖了首饰，还四下借钱，并把钱扔还阮大铖。阮大怒，威逼侯方域，侯只好逃亡。李香君从此洗尽铅华，闭门谢客，一心等待侯方域归来。

侯方域迟迟未归，一下子又引出一人，就是原任漕运总督的田仰，田仰字百源，明万历十八年（1590）出生于贵州思南安化县一书香门第的仕宦之家。万历四十二年(1614)中进士，后一路官运亨通。总督漕运军务，进御前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督御史。阮大铖见痴情的李香君一心等候侯方域，便怂恿时任漕运总督的田仰，迎娶李香君为妾，李香君一口回绝。田仰哪肯善罢干休，执意要娶李香君，李香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头撞上栏杆，血溅桃花扇。娶亲人见闹出人命，只得抬着花轿溜走了。

强娶不成的田仰脑羞成怒，竟卑鄙地中伤侯方域，侯方域在《答田中丞书》中指斥田仰，还夹枪带棒讥讽田仰。此故事后被文人编为戏曲《血溅桃花扇》，颇有影响，而那位强娶李香君而不成的田仰，终为人所不耻。

“媚敌卖国第一人”的琦善

琦善(1790-1854)，字静庵，博尔济古特氏，满洲正黄旗人，世袭一等侯。清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任两江总督的琦善兼署漕运总督。

琦善青年时代即涉足官场，虽然沉浮，但始终不失封疆大吏之职。在鸦片战争中，妥协让步，开门揖盗，以致《清史稿》中称其有“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的议论。

十九世纪初期，鸦片大量输入，给清政府统治造成了严重危害，以至到了“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的地步。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上书道光帝，请求严禁鸦片。而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对此极力反对，诬蔑禁烟派是“兴率士普天下之大狱”。道光帝表达严厉禁烟的态度后，他仍以“天津并无水师，难以按船搜捕”为借口，拒绝在其辖区内缉拿烟贩。琦善作为反对禁烟的主要代表，代表了满洲权贵、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使得烟毒进一步泛滥，阻挠禁烟运动的实行和开展。

道光帝后任命力主禁烟的林则徐为广东总督，林则徐到广东后，与邓廷桢、关天培加强海防，拒绝英鸦片商的无理要求，在虎门焚烧了大量鸦片。

道光二十年（1840）春，英国侵略者挑起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广东已无计可施的英军，竟驱兵舰北上，占领了定海，直抵离京师不远的白河口，引起清廷一片恐慌，本来对禁烟立场就不坚定的道光皇帝，在英军炮火恫吓和琦善的游说下，很快倒向投降。下旨重治林则徐、邓廷桢以换取英军退兵，并命琦善为钦差大臣与英方谈判。

1940年8月29日，琦善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大沽口谈判。谈判结束后，英军率舰南下，暂时解除了英军对北京的威胁。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严令守军“毋得率先施放枪炮”，还解散了林则徐等人招募的水勇，撤出海口内木排铁链，听任英军小艇探测内河航道。

琦善的妥协让步非但未换得侵略者的宽容，更激起侵略者的野心，提出了“十四点要求”，琦善对英国侵略者提出的割地赔款的要求，“竭尽心力，无不善为调停”，英国侵略者于12月15日突袭大角、沙角炮台，守将伤亡殆尽，陈连升英勇阵亡，而琦善隔岸观火，坐视炮台败陷。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靖远炮舰被敌击坏的危急关头，水师提督关天培向琦善告急，琦善竟不予理睬，致关天培血洒虎门，壮烈殉国。

1841年10月，英军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连陷浙江三城。道光帝调琦善浙江军营效力，1848年，因其平定藏民起义有功，被授予大学士之职，后调任陕甘总督，因妄杀无辜，被言官弹劾，到咸丰二年，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太平天国起义，琦善再次被起用，负责剿杀太平军。咸丰四年（1853）琦善忧病交加，死于军中，从此结束了他媚敌卖国、屠杀人民的罪恶一生。

与琦善同时期还有一个“保位贪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其人为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中进士，一路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前后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

穆彰阿曾两任漕运总督，初任为道光五年（1825），再任为道光六年（1826），两次任漕督时间都很短。

穆彰阿在漕督任上时间不长，说不上有多大功劳，但在鸦片战争时，也是主和派，力促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林则徐、邓廷桢被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鸦片战争后，他不仅劝说道光帝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无耻要求，还主持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朝中正直之士，对穆彰阿的卖国行为极力反对，但因其官高权重，得道光帝庇护，致其肆无忌惮行卖国媚敌之恶。

道光帝死后，穆彰阿成为众矢之的。咸丰即位后，起用林则徐、姚莹等人，指责穆彰阿“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遂将穆彰阿革职，永不续用。咸丰六年（1856）穆彰阿病死于京城。

明清两代担任漕督的官员有忠有奸，有廉有贪，应该说大多能忠于职守，清正廉明，但也有不少贪官污吏，卖国求荣之徒，可谓清浊自有历史公认。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经肩负维持封建王朝经济命脉的漕运制度终于曲终人散，在淮安运行了长达450余年的漕运总督部院终于关闭了大门，包括曾经在漕运总督位置上的262任漕官，也从此成为历史。“以史为鉴”，这些位高权重的漕官的官德人品，清名浊行都为历史见证，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就像一种化学试剂，将清流浊水分得泾渭分明。学史明礼，识史资政，总能给古人定位，给今人警示，而成为一种足可传世的警示教材。

（本文参阅区政协编写的《明清漕运总督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