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素萍

随着六月的到来，高考、中考、小升初接踵而至。朋友圈，铺天盖地的祝福和励志、各种状元礼包预祝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家长群，热烈地讨论着花样百出的营养菜谱和送考仪式；公众号，各种考试注意事项、心得与心灵鸡汤；小区里，早早就开始通知考试期间暂停一切装修活动；大街上，禁噪模式、禁行通告、宁静行动……六月里，全社会都在全力以赴为考试季保驾护航。

我出生在苏北灌溉总渠南、京杭大运河西的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那时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孩子，还没有城镇化和集中居住，就近入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选择。那时的校园生活简单而朴素，每每想起读书时候的学杂费，我都会感受一份来自心底深处的心疼。那时下个学期学杂费都是在本学期结束前收取，叫预收费。家庭条件好的同学，班主任上午宣布他们下午就足额交了。没能及时缴费的，班主任会要求每一个学生定下缴费的日子。慢慢地，欠费的同学越来越少，那些一拖再拖仍没交上学杂费的，哪怕你平时成绩再好，班主任气急之下也会撵你回家去拿，仍然拿不来的就停课罚站。站的地点还特地选在显眼的位置，恨不能让全校师生都看到某同学因为学费没交被罚站。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父母一边供我们姐弟四人吃、穿、用和念书，一边省吃俭用积累翻盖房子的材料。常有人劝我父亲：女孩子长大了终归是人家的，念什么书啊？！所幸我的父亲并没有中断我的求学之路，也正是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学生时代的我读书非常勤奋。也因为家里实在困难，我宁愿被罚站、被停课，也要把学费尽量往后拖一拖，最好是下学期开学的时候交。假期中，除了编织草包和打猪草喂猪，我们姐弟还会在盛夏的下午捡蝉蜕，晚上点着火把到水沟里捉黄鳝去换钱，自己攒钱交学费。

那个时候的中考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叫预考，分乡镇按片集中参加全市统一的预考，然后按照预考成绩划定分数线。预考分数线以下的同学里面，分数高一点的上普通高中，还有的上了技校，分数特别低的同学是没有高中上的，就得辍学回家，或者务农或者出去打工。预考分数线以上的学生再一起到城里参加全市统考，中考志愿在统考前填好，可报考中师、中专、重点中学，即所谓的“三类学校”。统考成绩不理想不够三类学校分数线的，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被分流到普通高中就读。那时候，成绩比较好但家庭条件差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会选择考师范或中专，因为这些学校是包分配的。如果哪家孩子能考上中师中专，那可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立刻由农村户口成了城市户口，跳了“龙门”不说，还可以端上“铁饭碗”。

中考那年，我顺利通过了预考，要到城里的学校参加统考，报名费和三天住宿费一共是45元钱。1993年8月我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64.2元，可想而知1990年的45元对我家来说是多大的负担与压力。

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告诉父亲，我通过了预考要进城参加统考，需要提前预交45元的考试费时，父亲说：“三闺女真能干，能通过预考。全乡一共就30几个去城里参加统考。你好好考，费用不用你愁！”一瞬间，我既开心又难受。开心的是，再难，父母也会竭尽全力供我们读书。难受的是，不知道父母会如何筹足这笔“巨款”，又要为此流很多的汗水。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吃过早饭，父亲喊我和他一起去大运河堤边卖米，说他打听好了，大运河里有条专门收粮食的船，价格公道还不会扣秤。父亲推出自己的自行车，又从邻居家借来一辆，从家里搬出两袋米，让我扶着自行车，将米袋分别牢牢地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上，说卖了这两袋米，我的考试费就有了。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地里的小麦还没收，各家正忙着育秧苗和备肥料，种田国家没有补助，庄稼收下来首先要完成三项提留任务，而这公粮占了整个收成的一大半。剩下的，父母除了留下一家六口的口粮，其他的都会及时卖掉买回砖瓦，以实现他们盖红砖青瓦大房子的梦想。父亲搬出的可是我们全家6口人的口粮啊！扶着自行车，看着父亲吃力地搬起米袋子放到车后座，再弯下腰用绳子捆扎，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六月的太阳是那么地晃眼，晃得我几乎看不清道路。我骑着自行车跟在父亲的后面，必须拼命甩掉眼里的泪水，才能看清前面的父亲。烈日下，父亲佝偻着背，吃力地搬起米袋子，走下运河堆，走上颤颤巍巍的木板，将大米放到船家指定的地方。父亲多次弯腰，抬起右腿用膝盖将米袋子往上顶一顶再继续往前行。过完秤，从船家手上接过钱，父亲高兴地回头冲着岸上的我笑了笑。

转眼，多年过去，昔日已成过往。父亲离我而去已有十多年，如今，每次经过运河堤，每到六月考试季，我总会想起，父亲佝偻着背搬着一袋大米，用膝盖顶顶滑落的米袋子，一步步走上船甲板的背影。

而今，家长们很少需要为孩子的学费犯愁了，中考、高考更可谓仪式感十足、爱心多多、祝福满满。可无论何时，求学都是艰辛的，愿六月里的莘莘学子，不负寒窗，不负期待，更多的能够体谅父母的不易，永怀感恩之心回报家庭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