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出生在书香门第（我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教私塾的），他本可以优于同龄人享受教育的，可他没进过一天学堂。大伯小时候得过“天花”（俗称水痘）险些送了命，病愈后脸上落下了坑坑凹凹的麻子，左眼几近失明。祖父是个极其封建、迂腐的人，他从相貌断定大伯以后不会发达，因此放弃了在其身上的教育投资。大伯是八兄妹中的兄长。祖父为了家庭的生计，常年奔波在外教书。大伯到了七八岁时已力所能及帮我祖母分担起了地里的农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伯逐渐成了家里的主劳力，繁重的体力活曾几次让他累倒在田里，还不止一次的吐过血。只有在农忙或过节的时候，祖父才能回家在闲暇之余教他认一些字以及查字典的基本方法。也许是本该上学的人失去了机会，才更懂得珍惜读书。白天大伯总是在田间地里劳作，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他那珍爱的书。他靠仅有的那么一点儿文化功底，像桑蚕食叶一样啃下了蒙文“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小说“四大名著”，《封神演义》《桃花扇》《隋唐英雄传》《薛仁贵传》《岳飞传》等家中存有的古书。可惜！在建国初期“破四旧”（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中，家中大量的古书被抄后堆放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大伯在读书方面是极有天赋的，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通常一般人只是在书本上、影视作品里见过过目不忘的人，并未真正目睹，而大伯的确能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夏酷暑的农村不通电。白天炎热难耐时，大人小孩都往河里跳靠游泳洗凉水澡来消暑降温。到了夜晚是漆黑一片，只有蛙鸣虫叫和蝉的鸹噪，噪热常常使人难以入睡。当时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一年也难得看上三五场电影，有时为了一场电影竟然要跑一二十里路，纳凉聚会就成了农村人唯一的休闲娱乐活动。通常同村人各自带着自家的小凳，手摇蒲扇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如果能听到有人说上一段书，讲一些趣闻逸事，那就是当时农村人最好的精神享受。大伯的家自然是村里人经常光顾聚会的地方。

大伯不仅记忆力好，而且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他口齿很清楚，叙述故事完整连贯情节生动，村里的人都特别地爱听。当时，我和村里的小伙伴是他最忠实的听众，因为大人们常常有事会落场子。每天吃过晚饭，只要是大伯有空，我们总是早早地来到他家候着。往往是一段故事讲完，我们还不罢休，非得缠着他再讲一段。当年我们年幼无知，一点也不懂得体谅人。大伯的家境不好，伯母过世早，家庭担子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那时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家庭唯一收入来源就是在生产队里做活计苦工分，按工分拿钱。记得有一次，因我们缠着大伯多讲了一段故事，结果耽误了那天夜里的翻场（用二齿的草钗将打谷场上摊铺辗压过的秸秆翻身再辗压）。当时大伯很生气，发誓今后不再讲了。可是第二天我们来了，他照样讲。  

我和村里的同龄人是大伯的故事伴着长大的。从大伯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了许多历史典故和歇后语。这些故事大多数是我们在课堂上所听不到的，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许多古书是被列为“禁书”的。不要说听，在市面上连见都见不到。所幸的是我有一位酷爱读书，记忆力超强的大伯，他弥补了我“那个年代”同龄人本该有的缺憾。

后来，我走上社会参加了工作，听大伯讲故事机会就非常少了。只要我休假探亲，都会回老家拜见大伯。他还是先前的老样子，一有空就手不释卷静心阅读。不过我来见他，他会破例放下手里的书，很乐意的听我讲些外面的时事。待我讲完，他说“这次你想听我讲什么？”我说回来时间短，就算你有时间讲，我也没时间听了。“这不要紧，时间短‘大部头’讲不了，讲讲‘小书头’（短小精悍的微型故事）还是可以的。”因此我每次与大伯相见都能有所收益。1996年秋大伯因病去世，我深为悲痛和惋惜。逝者已矣，但大伯过去讲过的许多故事已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受益匪浅。在工作生活中，我常常能从大伯的故事中汲取营养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