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珍

我对故乡高舍村，怀有特殊情结，特别眷念，她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的故乡在淮安区车桥镇东南绿草荡边。有十几个自然村落。因为她在绿草荡边，碧水、蓝天，柴蒲、荷莲，鹅鸭……把她装点得钟灵毓秀。尤其是春夏季在水的滋润下，她像婷婷美女站在车桥镇东南角上。

高舍村以东大堆为界，东边是千百亩连片荡滩，西边是村庄、田园。极目荡野，昔日深绿的柴蒲草田已被网格化鱼虾养殖塘取代。天空中百鸟翔集，白云飘渺。村庄周围除了绿油油的庄稼，就是连片荷藕，仲春后夜晚荡滩上是此起彼伏的蛙鸣，形成雄伟的交响乐，夏天的萤火虫漫天飞舞，村庄小河旁，湖滩上像开通了千百盏白炽灯。巨大蓬头的柳树上处处蝉鸣声震耳。河水涣涣，莲荷飘香。村庄上留守的妇女儿童晩餐后在村广场上游乐轻歌。

我进城工作离开故乡几十年了，“乡音无改鬢毛衰”，年年都要下乡祭祖、游玩几天。饱览美好的田园、湖荡风光，面对村民脸上绽放的甜蜜笑容，有时突然的思绪把我拉回了几十年前的困苦艰难岁月。如今我已步入鲐背之年，回想当年，思绪万千。我家祖祖代代在高舍村种田养鸭，儿时上学，暑寒假都帮家父在湖荡里放鸭。从晚清到民国，苦难岁月的生活故事，听老年人讲述过一遍又一遍，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艰难困苦日子我也亲历过。如今故乡春光明媚的气象，对我似乎是梦境。

我们的祖辈是“洪武赶散”从苏州被朱元璋驱赶到这个荒无人烟的荡滩上垦植，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人用勤劳的双手把荒芜的湖荡滩变成种庄稼的良田。到了民国，全村百分之九十九人家是佃户，受尽了地主敲骨吸髓的盘剥，加之十年有八九年闹水灾，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是常态。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单产二三百斤。农民往往只落个“秋饱儿”。泥门逃荒占到半数人家。农民生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或找“巫婆”“仙姑”看，搞些封建迷信活动。

民主政府（当年农民称新政权都叫民主）建立后，农民翻身得到了命根子土地，共产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1948年，每人分得2亩田种着，首先解决了饥荒大问题。我目睹了老百姓房屋正室中堂对联换了三次，第一次是封建遗存的“天地君亲师”，第二次民国时期的“天地国亲师”，第三次为“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文革后多数人家就直接悬挂毛泽东画像。这三次中堂对联的变化，表明了三个历史时期农民精神世界的三种状态。

人民公社化后，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粮食产量逐年有所上升，但仍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大问题。农民天天在大集体的生产队干活，一年下来所挣工分钱不够口粮钱，一个劳日（10分工），好的生产队价值6毛左右，一般的生产队价值3到4毛钱，换言之，出勤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工分钱抵充不了口粮钱的那部分口粮只能卖到地方粮管所，让生产粮食的农民回过头去吃“反销粮”，“穷困”像扎了根一样拔不掉。住房风雨飘摇，夏天暴雨，外面大下，家中小下，用各种盛水的器具等漏雨，这些事笔者亲手都做过。

农民住的清一色蒲草芦苇房，外地人称我们高舍村为“芦花帐”。当年杜甫幻想的“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房子我也幻想过，农民儿女娶亲生子那更是难中难的事，天上不下钱啊。实在没办法的人家，只好用“换亲”办法为儿子娶媳妇。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烟、酒、糖、油、布等等日常生活用品，一侓凭票证供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春风终于唤醒了沉睡的高舍村。农村第二次“土改”：分田到户，土地又回归给农民自家耕种，农民喜上眉梢、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党的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成年人农闲外出打工，农忙回家种田，钱、粮双丰收。随着打工潮的涌动，开始那十几年，大把钞票被高舍农民从城里赚回。“先饱暖后知荣辱”，是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时候了。首先是起房盖屋、修路、修桥、让子女读书，从根子上挖掉贫困落后的面貌。过去小学毕业生在高舍村就是大“文化人”了，现在大学生、研究生不足为奇。全村600多户，拥有小汽车800多辆。更有三分之一的农家在本地和外地城市购房定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

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我父母等老一代村民听后哈哈大笑。他们说：“电灯、电话是什么样子啊？这楼房能在我们绿草荡滩上盖吗？点灯不用油，用水啊。”说了还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现如今，这四句话早已变成了现实，遗憾的是这些当年参会的人大多早已作古，看不到这些现实了。

故乡的农民、农村、农业，“三农”状况，农民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常生活和城里人一样。

如今农民种田不但免除了所有赋税，国家还反哺农业，发放粮食补贴金、土地经营保护费、秸秆还田补助，困难户领取低保金，60岁以上农民按月领生活补助金，还有医疗保险补贴、农村危房改造补贴等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温暖着高舍农民的心。

新旧时代两重天，故乡农民感恩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