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矿‌

瞿秋白纪念馆由旧祠堂改建而成，面积不大。门前曾有小河流淌，河上那座桥，名曰“觅渡桥”。右侧便是觅渡桥小学。“觅渡”二字，让我这民俗文化人顿生神圣与诗意——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这位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中国革命早期领袖，正是从这精神的渡口出发，以书生之身毅然投笔从戎。

“八七会议”时期，白色恐怖笼罩，他临危受命，以一副柔弱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雷霆之声。

馆内瞻仰时，我们恰遇一批老专家同行。一位常州文旅局安排的优秀讲解员，深情讲述着每一段历史，满口亲切地叫着“秋白”。

照片中的瞿秋白，面容秀气而略带苍白。他并非舞枪弄刀之人。在黄埔军校、上海大学讲坛上，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众挤满礼堂甚至爬上窗台。短短几年，著译达五百万字。他与鲁迅的友谊，堪称典范；他与鲁迅、茅盾、郑振铎并肩而立，是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他深知自己的文化价值应在书斋实现。然而，目睹人民沉浮水火，眼见党濒临危亡，他振臂一呼，跃向沉沉黑暗。

他曾自我譬喻：人在情急时可操菜刀杀人，但杀人终非菜刀使命。瞿秋白，正是这样一位操起“菜刀”的文人，以柔弱之躯，上演了一出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英雄大戏。

被捕之初，敌人不明其身份。他自称医生，在狱中安然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不幸，一个听过他课的叛徒认出了他。面对当面对质，他只淡然一笑：“既然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之前那份供词，权当小说去读罢。”

蒋介石得知，急令宋希濂处理。宋在黄埔时曾听瞿秋白授课，执学生礼，试图以师生情谊劝降，并派军医诊治。瞿秋白死志已决：“减轻痛苦尚可，治病则大可不必。”当一个人彻悟生死大义，他便拥有了至坚与至静。蒋介石威逼利诱皆告失效，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及红军歌曲，泰然步入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从容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无畏无惧，唯有视死如归的大从容。

最令人敬重的，是他在生命最后关头写下了《多余的话》。常人看来，这确乎“多余”：已然从容赴死，留下光辉句点足矣。然而他不肯！他认为自己渺小，愧对党的领袖称号，执笔如执解剖刀，将灵魂细细剖析。他淡看生命，鄙弃虚名，坦诚自己是从绅士家庭、旧式文人走向革命，这是新与旧的搏斗，文学与政治的抉择。

他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迸发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仅剖析灵魂，更在《多余的话》中嘱后人解剖其尸体，以研究折磨他多年的肺病。这更是其伟大无私的明证。

2019年，我曾赴福建长汀，在他殉难处凭吊。那一刻他就是巍峨高山！他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形象，是共产国际领袖的崇高定格。连执行枪决的行刑者宋希濂，也不得不为之立正，并忏悔一生。

作为一名平凡的乡土文化人，怀揣数十年乡土情结，站在觅渡桥畔纪念馆前，我深感羞愧不安。瞿秋白，我党早期领袖、革命先驱，他的事迹让我深知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我们应传承发扬新文学事业，为繁荣新时代文学奉献终身。

今日，徜徉于改造后的瞿氏祠堂，徘徊于各个展厅，虽空间玲珑，心胸却顿觉开阔。想象当年门前小河，觅渡小舟来往穿梭。秋白正是从这里出发，心怀天下，“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向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今日觅渡桥畔，游人络绎不绝，敬仰者无数。这寻觅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竞争，自由的幸福，自由的搏击，更是对更广阔自由未来的无限憧憬。